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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泽慧先生的风格(科学时报)
2009-09-10|文章来源: |【
 

李惕碚

 

原文链接:http://www.sciencenet.cn/sbhtmlnews/2009/3/216617.html

 

今年春节期间,我同莲勋到何先生家拜年时,翻看客厅茶几上放着的一本书,里面有她参加一个会议的照片。何先生说她挺喜欢这张照片,但是记不得是什么时间拍的。我告诉何先生,这是1978年9月她在第一次高空气球工作会议上讲话的照片。何先生有些奇怪:“哦,你还记得这么清楚?”其实,我对时间的记忆能力是很差的。“文革”中被责令写交待,仅仅几个月前的事情,我就记不清日期。但是,30年前的这次会议我却记忆犹新。那时候,“文革”才刚结束,高能所宇宙线研究室的一些年轻人(我是其中年龄最大的)联络大气所、空间中心、紫金山天文台等,想通过建设高空科学气球系统,推动空间天文和其他空间科学探测在中国的起步和发展。会议在高能所主楼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举行。当天,科学院的一位领导也来高能所视察,行经二楼走廊,看到这间会议室门口张贴的“中国科学院高空气球工作会议”的小条,很生气,厉声斥责高能所领导:为什么不集中力量确保高能加速器建设任务,还要搞什么气球?也许那位院领导并不知道何泽慧先生也在会并且在热情洋溢地讲话。

1979年,宇宙线室天体组贾恩凯被公安部门以“文革”中犯有严重罪行为由抓走了。贾是气球系统建设的一个主要骨干,正直、热情、能干,具有高度的工作责任心和使命感,是一个难得的青年人才。“文革”这几年,我在云南高山站,深知由党政军内矛盾引致两派群众斗争的严酷及后遗问题的复杂。当时贾只是云南的一个中学生,在党和领袖的鼓动下满腔热情地投入了运动。在我们国家,在一个长时期中,毁掉一个人何等容易,而挽救一个人又何等艰难。按惯例,被捕者要被单位开除党籍和公职;当时,天体组企图营救他的一批年轻人自己也处境困难。在这个时候,何先生找到所政工部门,要求他们爱护科研人员,明确地申明她要保这些青年人,包括贾恩凯(三年后,贾被无罪释放)。

这就是何泽慧先生的风格。

改革开放30年后的今天,年轻人已很难体会当年站出来讲这番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其实,最困难的还不是有承担风险的勇气,而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持独立思考和正确判断的能力。1807年,黑格尔写了一篇短文《谁在抽象思维?》,论证抽象地思维就是幼稚地思维。他举了一个例子:一个凶手被押往刑场。在常人看来,他不过是个凶手。女士们也许会说,他还是个强壮、英俊的人。大众会斥责这种说法骇人听闻:什么?凶手英俊?你们肯定比凶手好不了多少!经历了百年衰落和屈辱,中国在1949年终于走上复兴的道路;而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群众(包括知识分子)依照领袖、执政党和国家机器给事物的政治标签“抽象思维”,成为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潮流。而何泽慧先生是一个独特的例外。她禀承报效祖国、追求真理的初衷,热心扶持幼小的前沿交叉学科,挺身保护困境中的科研人员,如此地自然而然,对她而言,压力和风险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在何先生那里,科学研究就是探索自然的本来面目,如此而已。她崇尚原创,心仪“捆绑式实验”,珍视第一手的原始数据,而从不理睬那些流行的种种花样。权位和来头,排场和声势,以及华丽的包装,对何先生都没有作用;她会时不时像那个看不见皇帝新衣的小孩子,冷冷地冒出一句不合时宜而又鞭辟入里的实在话。

爱因斯坦在纪念居里夫人的文章中写道:“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半个多世纪,潮涨潮落,中国的社会和科学发展走过曲折的道路。成绩是举世公认的,而其中求实和原创精神的失落也开始被注意到。在反思中,一位人文学者说过:“有人说,自从进入20世纪下半期以后,中国就再也产生不出独创的、批判的思想家了。这话并不尽然,我们有顾准。”在有幸受到何先生教诲的30多年中,我的脑中也多次浮现出这样一句话:

我们有何泽慧!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学时报》 (2009-3-5 A2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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