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到国家博物馆观看《复兴之路》基本陈列，第五部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展品中，一把系着红色缎带的铁锹，引起我对30 多年前一段往事的回忆：
1984 年10 月7 日，星期天。北京风和日丽、秋高气爽。
这天，对高能所说来，是个值得自豪和纪念的日子。经历过七次立项又七次下马“挫折”的科技人员，凭着为发展中国高能物理事业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党中央亲切关怀和正确领导下，终于迎来期盼已久的国家重点大科学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
从清晨开始，根据中国科学院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的安排，高能所办公室、工程办、计划处、保卫处等职能部门以及有关研究室的一批同志，佩带“工作人员”胸卡陆续赶到主楼、一号厅、工地等预定岗位，紧张而有序地做着接待准备。
8:30 左右，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科学报》等受邀媒体的记者便先后前来报到，他们持单位介绍信到我这里领取了“记者”胸卡。当然，也有个别媒体记者凭着“职业敏感”闻讯前来，希望碰碰运气，争取得到“捞”一点新闻的机会。
这次奠基仪式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是许多人事先未曾预料到的。一个科学研究领域（甚至包括其它所有领域）的基建工程开工，有这么多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同时出席，在国内、国际造成了如此巨大影响，可以说史上绝无仅有。
那时，高能所没有一处“像样”的室内活动场地能容纳如此众多客人。如何既不“慢待”了来宾，又能保证安全，这对活动的组织者是个巨大考验。
当时，位于高能所大院西南角的“质子直线加速器厅（一号厅）”，向东到高能所大门、向西到奠基仪式现场均为200公尺左右；向南又有道路直通大街，可能由于位置适宜，车辆、人员来去方便，并且它还有一个面积较大的会议室，就被活动的组织者相中，确定为接待中央领导等贵宾的场所。工作人员早早就在这里布置了签到处，摆放了鲜花；门前步道一侧放置了一排红色折椅……
邓小平等同志到来时，守候在一号厅前的中科院和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有关同志快步上前握手致意。随后，中央领导就在厅前接见了应邀参加奠基仪式的几十位中科院专家代表以及美国的总统科学顾问、驻华大使、中美高能物理合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的美方代表，并分别与之合影留念。
一号厅会议室里，中央领导站在对撞机工程模型周围，认真听取工程经理谢家麟先生关于对撞机结构、性能和用途的汇报。谢先生还指着在场的李政道告诉邓小平，工程论证、设计期间李先生付出了艰苦努力，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随即向李政道表示感谢。李政道则兴奋回应：“应该感谢邓主任的关心和支持。”之后，邓小平等同志离开一号厅，与大家一起步行前往奠基仪式现场。
与此同时，大院西侧早已平整好的工地现场，彩旗飘舞，锣鼓喧天，一片忙碌。有人在张挂“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典礼”横幅；有人在准备仪式需用的基石、铁锹……来自有关单位及高能所的代表也陆续进入场地，在基石周围自动站成一个直径大约20 米的圆圈，静候奠基仪式开始。
照片左下角是邓小平使用的铁锹（拍摄于国家博物馆）
上午10:00，卢嘉锡院长代表中科院为奠基仪式致辞后，邓小平在热烈的掌声中，健步走向白色大理石基石，并为它培上第一锹土，基石上镌刻有邓小平亲笔题写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奠基”铭文。接着，万里、方毅、杨尚昆、余秋里、胡乔木、胡启立、严济慈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依次为基石培土。随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与500余位参与工程建设有关单位以及高能所科技人员、管理干部、工人的代表合影。
合影结束，邓小平主动走近拄着拐杖的高能所名誉所长张文裕先生，与之亲切交谈。张先生置身这样的喜庆氛围，抑制不住心中激动，兴奋地对邓小平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邓小平会意地点了点头，意味深长地对张先生、也是对全体在场同志坚定地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
目睹此情此景，人们抚今追昔，心中自然对德高望重的张文裕先生充满崇敬之情。中国高能事业能够走到今天，是他在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科学研究）倍受冷落的“文革”年代，矢志不渝，亲率十七位同仁毅然上书周恩来总理，表达对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研制状况的焦急心情，并建议尽快明确我国发展高能物理的方针政策。周总理很快做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的指示。这不但促成了高能物理研究所的顺利组建，更直接导致我国高能物理研究基地——“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国家实验室”的开工建设。
这次活动的安保工作据说是最高级别。事后知道，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相关部门此前几次勘察了现场及有关区域，制定了严密的安保措施。当天，现场周边好大一片区域确实曾经临时禁行。我因有事耽搁，仪式临近开始，才从主楼急忙赶往现场。途经西北门（现在的28号楼西侧）前面那段道路时，几乎空无一人，由于我佩带着“工作人员”胸卡，并未受到值守的武警（身着便装）阻拦。
在各方共同努力之下，整场奠基活动进展十分顺利。事后，只有新华社提出了一点意见：那天，他们派了著名科学记者顾迈南等人前来采访，并按规定时间发了通稿，国内各大报纸均在第二天头版使用了该稿。然而，意外的是当天下午《北京晚报》头版就刊发了奠基典礼消息，这在我国新闻报道中不同寻常。因为相关规定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重要活动，为求口径统一，必须由新华社（国家通讯社）编发通稿，供有需要的媒体使用。这次《北京晚报》能够抢先发了消息，新华社认为是组织工作的一个“瑕疵”。事后查明：《北京晚报》记者陈慧并未受到邀请，她当天曾找到我要求给予照顾。因为事先已经得知中央领导出席这次活动，我不敢违反安保规定，没有同意。她便“另辟蹊径”，最后是工程办的一位同志禁不住她“软磨硬泡”，给了她一个工作人员“胸卡”。
1984 年10 月7 日的《北京晚报》
典礼结束之后，根据对撞机工程领导小组决定，我奉命将邓小平使用的铁锹以及他的题词（原件）作为这个历史事件的见证，送交历史博物馆（即现在的“国家博物馆”）永久珍藏。
可喜的是，在党中央和全国各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高能所全体职工夜以继日，艰苦奋战，仅用了短短四年零九天，这台倍受世人瞩目，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高能物理实验装置，于1988 年10 月16 日首次实现了正负电子对撞。又过了八天，邓小平、赵紫阳等中央政治局在京的全体委员和国家有关领导再次莅临高能所，与参加工程建设的科技人员、工人、干部代表欢聚一堂，隆重向世人宣告：中国在国际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占据了一席之地。
（本文在“纪念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30周年有奖征文活动”中荣获优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