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在《中国科学基金》1998年第3期的“正负电子对撞中的τ轻子和粲物理研究”一文（见附录）简要报道了到1996年6月为止北京谱仪获得的首批物理成果。其中不少成果处于当时的国际领先水平，被国际权威的物理期刊和粒子数据表刊登，引起了国际高能物理界的重视与好评；特别是以高精度测量了τ轻子的质量值（精度为当时已有测量值的10倍），修正了1992年世界平均值约7MeV的中心值偏差，推动了国际高能物理界对τ轻子寿命和衰变分支比的进一步实验测量，以很高的精度支持了轻子普适性原理，解决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当时存在的一大疑点，这一成果被评价为当时高能物理界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北京谱仪取得的首批物理成果表明，尽管我国高能物理实验研究刚刚起步，但已经显示出很高的起点，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仅仅运行几年之后，就迅速缩短了与先进国家在这一领域中的差距，站立在了高能物理研究的前沿，在国际高能物理学界占有了一席之地。在此之后，经过重大的改进，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亮度和北京谱仪性能不断提高，北京谱仪国际合作组由最初的中美两国10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140余位署名作者（BESCollaboration）发展到现在由11个国家52所大学和研究机构约350位署名作者组成的庞大团队（BESⅢCollaboration），北京谱仪实验研究不断取得令国际高能物理学界瞩目的物理结果，其中“2—5GeVR值的精确测量”、“新共振态X(1835)、X(2120)、X(2370)的实验观测”、粲偶素ψ(2S)衰变中的大量世界首次测量和新发现，都是当时国际高能物理学界的重大事件。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成为著名的世界级高能物理研究中心之一，我国的高能物理研究队伍也迅速地成长为国际高能物理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

　　北京谱仪的实验研究成就建立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长期、稳定运行的基础之上。这一大型科学实验基地的建造和运行，没有我国基于“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方针取得的综合国力的极大提升，是无法想象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的建成得到党和国家历届领导人的直接关怀和支持，得到全国各个部门的大力协同。邓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和“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讲话更是将发展高科技（包括重大的基础研究）领域的重要性提升到了战略的高度。实践证明了这一指示的重大意义。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为例，这一高科技工程和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实施不但使我国的粒子物理实验研究和加速器技术迅速步入世界先进水平，同时极大地带动和促进了我国在核探测器、核电子学、计算机和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半导体和大规模集成电路、核医学、超导和低温、同步辐射应用诸多领域的迅猛发展。北京谱仪实验研究成就的取得，是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长期努力的结果，从1972年张文裕等18位同志写信给周总理建议建立我国自己的粒子物理实验基地、1973年成立高能物理研究所起，到目前对撞机和谱仪上运行的值班人员，为对撞机和谱仪工作的老中青科技工作者都为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这些成就表明，中华民族有志气、有能力在人类探索自然规律并用于创造美好世界的进程中做出重要贡献。还必须提到的是国际合作的重要作用，在这方面，就职于国外的华人科学家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教授、丁肇中教授的贡献尤其突出。作为高能物理实验研究的一支新的队伍，我们曾经并且一直从欧美、日本等国的专家那里学习到许多知识和技能，从他们的研究机构和大学得到许多技术、设备甚至经费的支持。随着研究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经济的发展，我国科学家对于粒子物理的规律和知识、对国际高能物理重大项目的研究队伍和经费支持都做出了有显示度的重要贡献。这一事实从一个侧面证明，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远见卓识和英明正确，在各国的国际合作（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文化）中贯彻这一理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值此“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建成30周年”之际，写此短文，以志纪念，并祝愿北京谱仪继续获得新的物理成就。

   （本文在“纪念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30周年有奖征文活动”中荣获三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