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京中关村一栋破旧的三层小楼,没有电梯、没有防盗门、没有保安……203号就是何泽慧先生的家。从上世纪50年代搬进来,她就一直住在这里。黄色的旧木门上挂着五好家庭的红色标牌,推开门是一条昏暗的小走廊。走廊里除了木制鞋架和便签板,唯一的装饰就是一块小黑板和一张已经褪色的中国人民共和国交通图。

　　这块小黑板,曾经是何泽慧先生演算的工具,不知道有多少科学上的发现就在这块小黑板上灵光初现。后来小黑板变成先生的记录板,写着先生常用的电话号码,角落里还有晚辈门俏皮的粉笔画。

　　何泽慧先生的灵堂就设在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里。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四面八方的人前来吊唁,屋里很快就被花篮挤满。先生的儿子钱思进教授接待了记者,子承父母业的他如今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学家。“这房子中间只刷过一次漆,只这门后还有一块是原来的颜色。”他掩上门,墙沿从下至上一块长方形的区域还是原色,上面划着一道道痕迹,“这是当年爸爸妈妈为我们量身高时画下的,上次粉刷妈妈特意把这块留下了。”

　　“她一直坚持工作,后来身体不太好,就每周去单位一两次。今年初,她的肺部查出积水,住进协和医院。”钱思进教授回忆起母亲去世前的情况,“她后来一直不太好,很多器官衰竭了,记忆力也下降了,不太认人。昨天早晨6点多,我和护工一起给妈妈擦了脸,看她睡得平稳就出门上班,那天正好有学生要毕业答辩。公车刚坐了几站就接到电话说妈妈血压不稳,让我赶快回去。7点39分,人就走了……”何泽慧先生的女儿钱民协回忆说:“我赶到医院,叫了一声‘妈妈,我来了!’回头要在医院抢救单上签字,不想做创伤性抢救。‘不’字还没写完,大夫就说‘不用签了……’”

　　钱思进教授带记者来到何泽慧先生生前的起居室。一边靠墙放着一张狭窄的单人床,漆成红色的木书桌,几张破旧的椅子,墙上挂着钱三强先生、何泽慧先生的单人照和一些合影;另一边是嵌进墙里的小书柜,满满地垒满了书;门后立着铁文件柜,墨绿色的铁皮剥落得斑斑驳驳;屋子中央堆放着各种各样的资料。这里的家具大多是上世纪50年代的旧物,唯一一件新家电是一台白色的吸氧机。“你看那把藤椅,也有几十年历史了。扶手坏了,都是她自己用线缠好的。”

　　敲门声响起,是何先生的学生结伴前来吊唁。姜鲁华研究员回忆说:“我是何先生的学生。记得那年在我要出国留学前,先生找我谈话,第一句就问:你准不准备回来?我说,我是要回来的。先生似乎放了心,又对我殷殷叮嘱,希望我带着国家需求出去好好学习,回来好好为国家服务。”这样的叮嘱,张双南研究员也曾经听到过,“我还记得先生特别喜欢听学生报告,只要身体条件允许,学生报告她都要参加,而且几乎每次都要坐到第一排。现在回忆起来,和先生在一起总是很愉快的。”姜鲁华还记得何泽慧先生总是说自己取得的科研成果“没什么”,“她总教育我们说做科研不是什么难事,关键是看谁能坐得下来。”

　　一批人离去,马上又有人要进门。趁着空档,钱民协坐在厨房的椅子上缝黑纱。“何先生对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居功至伟,但这样的生活和居住条件是不是太委屈了?”记者问。钱民协说:“我妈这一辈子不讲吃、不讲穿、不讲住,从来不计较什么条件。她们那一代人,活得轰轰烈烈!或许她们觉得自己是非常幸福的。她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有多大贡献,她觉得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

　　(《 光明日报 》（ 2011年06月22日13 版，本报记者 齐 芳 本报北京6月2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