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记者 张璐

　　2020年1月19日，中国著名加速器物理学家方守贤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在方老最后的岁月里，他仍致力于推动中国质子治癌加速器的建设。”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说。

　　高能物理所一位工作人员说，在和病魔抗争的10个月里，方老从未放弃。就像当年领导建设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遇到困难时一样，“从不言败”。

　　缺教材就“啃”外文原版书 

　　1951年，方守贤以高分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第二年，全国进行教育改革，在院系调整中，他被调到复旦大学物理系。他生前曾回忆，当时物理系师资力量很强，经卢鹤绂、谢希德等名师点拨，他加深了对物理的兴趣。

　　院系调整初期，教学大纲和各科教材都还不完备，学生们需要去“啃”少数翻译成中文的俄文或英文原版参考书。这些“费劲儿”的学习方法没有难倒方守贤，他反而提高了自学能力。

　　方守贤认为，大学4年对他确立人生观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使他认识到，一个人活在世上不能只是索取，应该首先讲奉献。“为祖国作贡献，成为我后来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原动力。”他曾经这样说。

　　1955年10月，23岁的方守贤从复旦大学毕业，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被安排在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王淦昌门下。关于那段日子，他曾表示，当时王淦昌、梅镇岳等老专家对年轻的“精英”们非常重视，为他们补习与原子能有关的课程。“大家一起如饥似渴地学习，整个物理大楼不到晚上12点是不会熄灯的。”

　　1957年，方守贤和十多位科研人员通过外语突击培训后，被派往苏联实习和工作。在随后的三年里，他将学过的理论和实际应用融会贯通，把“死的”书本知识变为“活的”实践操作。也就是在那时，他在心中立下志向——要为祖国建造世界一流的高能加速器。

　　 

2004年，方守贤在对撞机前。图/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七上七下” 20年圆梦 

　　然而高能加速器的建造，比“一波三折”更加曲折。

　　世界是由一些基本粒子组成的，加速器和对撞机就是用来“抓捕”粒子的工具，以寻找新粒子。20世纪50年代，欧美已相继建设了各类高能加速器。但由于文革等原因，中国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几度搁浅，经历了“七上七下”的折腾。

　　从20 世纪5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方守贤的高能加速器梦，执着了20多年。他参与了全部七次加速器方案的论证及理论设计。“虽然为设计这7 台高能加速器浪费了不少精力，但它们中有直线的，有回旋的，有质子的，有电子的……它使我在磨难中成长，在实践中积累了加速器理论知识，为我国建造新的高能加速器蓄势待发。”

　　1981年12月，“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的建设方案终于获批。1983 年，方守贤被任命为BEPC工程副经理，分工负责加速器储存环的理论设计并协助谢家麟经理工作；1986年被委以经理重任，全面负责领导BEPC工程。

　　方守贤认为，自己虽然长期从事加速器物理研究及理论设计工作，但从未领导过大型工程建设。如何当好“指挥”？他提醒自己，要谦虚谨慎，认真听取各种建议，一旦发现自己有错，要勇于承认并及时修正。“这样既可发挥群体的积极性，也可减少决策的失误。”

　　我国高能加速器的建造曾经历20多年的等待，大家都憋着一股劲儿，不分昼夜地工作。方守贤经常带头住在办公室，以便工地一旦发生情况，立刻就能赶到现场。由于当时生活艰苦、工作繁重，身高1米8的方守贤体重只有56公斤。

　　1988 年10月16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克服了重重困难，我国第一个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终于建成，开启了中国基于粒子加速器的高能物理的实验研究。

 

2018年10月，方守贤参加纪念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成30周年研讨会。图/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年过八旬仍坚守一线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位于玉泉路附近，外形宛如一个大型的羽毛球拍，内部则像一座地下迷宫。亮度超过美国同类加速器的4倍。

　　稳定运行一段时间后，为了适应世界高能物理的发展，2000年，我国决定对BEPC进行重大改造，即BEPCⅡ。

　　“当时方老已经70多岁了，眼睛看计算机很吃力，但他还是坚持在工作第一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经理、中科院高能物理所前任所长陈和生院士向新京报记者回忆了当时的场景，“我和方老一起讨论，最后拿出了一个创新方案，在国际竞争非常激烈的情况下，用较少的投资做出高性能的加速器，性能比竞争对手高了一个量级以上。”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院士告诉新京报记者，在2004年至2009年的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中，这项创新方案是非常重要的设想。“这个方案非常理想，保证了能够实现加速器需要的指标，同时维持原有的同步辐射光束线不变。”他说，当时，方老对高能物理所已经并不负直接责任，但他仍然对所里工作上投入了很多精力。

　　“他的思想非常活跃，能够把握住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陈和生说，在我国加速器技术及大科学装置的发展进程中，方守贤多次提出战略性意见，倡导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上海同步辐射装置、中国散裂中子源、中国加速器驱动次临界核废料嬗变系统以及中国质子治癌加速器等装置的建设。

　　“对于我们应该发展什么、推动什么，方老经常能提出一些新的设想，一方面他的学术造诣很高，会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同时也会给大家一些指导，是一个很好的学术带头人。”王贻芳说，方老在八十多岁的时候，还一直坚守在加速器科学技术研究的前沿，和科研人员推动中国质子治癌加速器的建设，让他印象深刻。

　　 

2019年2月5日，方守贤与学生秦庆、王生合影。图/中科院高能物理所 

　　抗争病魔 多次挺过危机 

　　生活中的方守贤同样令人敬重。

　　“方老是我的老领导，对我的帮助非常多。”在陈和生印象中，方守贤性格直率、工作一丝不苟，对学生既关心又很严格，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和学术骨干。

　　生活勤俭也是大家对方守贤的印象。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一位工作人员说，方先生生活非常朴素，“我们第一次踏进他家时，很惊讶。他家装饰特别简单，家具几乎都是二三十年之前的款式。”

　　方守贤在回忆文章中曾表示，在建造BEPC时，科技工作者工作繁重，但工资很低，每月仅100多元。工程资金专款专用，不能用来发奖金。“后来，国务院总理李鹏特批了6 万元奖金慰问我们，平均每人每月15 元，刚好够买两只老母鸡，但大家都很知足。那时，我们想的是，国家还很穷，工程那么大，必须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勤俭创业，多作贡献。”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方守贤与病魔斗争十个多月，多次挺过危机时刻。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一位工作人员称，因长期卧床，他的双腿肌肉萎缩不能行走，但即便带着呼吸机也坚持站立、练习踏车，意志力超人。

　　“也许就是这种精神，才让他成为一位不平凡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