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慧先生

　　编者按 被誉为中国居里夫人的何泽慧院士6月20日辞世，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作为中国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夫人。她领导的研究小组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成功研制出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子乳胶。为开拓中国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实验领域和中国的科教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有一位著名记者一直在追寻着何泽慧院士的人生足迹。她就是首届范长江奖获得者郭梅尼。何泽慧院士逝世后的一个多月里，已77岁高龄的郭梅尼不顾家人的劝说，顶着烈日，冒着酷暑，自己打车，赶到何泽慧院士的家中采访。接着又连续挑灯夜战，一笔一划地写下了这篇长达一万二千多字的通讯。文中记述了她三识何泽慧的亲身经历，再现了一位女性科学大家普通而又伟大的科技人生，读来感人至深。今天本报全文刊登这篇通讯，与广大读者一同感受与追思。

1946年，何泽慧、钱三强在英国出席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时合影

　　初识何泽慧——

　　身居陋室 淡泊名利

　　2011年7月9日，骄阳似火，酷暑炎炎。我又来到北京中关村这幢灰楼。这幢建成于五十多年前的老楼，楼房已经显得非常陈旧。楼道里光线阴暗，墙壁剥落，楼梯老旧。我小心翼翼地扶着扶手爬上了楼，来到何泽慧先生的故居。何先生的大女儿钱祖玄带我走进了何泽慧先生的卧室。

　　卧室不大，约二十多平米。光线阴暗，陈设简朴，没有沙发，没有大立柜，更没有梳妆台、穿衣镜。西边靠墙摆着一张老旧的单人铁床，床上铺放着一床旧床单和一条薄被。钱祖玄告诉我：“对面原来放着爸爸的床，爸爸去世后，床撤了，放些妈妈用的杂物。”对着房门，放着一个乳白色的五斗柜。可能是年头太久了，油漆已经剥落。不过这小小的柜子，已经足够装下何先生那几件简单的衣裤了。祖玄告诉我：“这个五斗柜是从旧货市场买来的，在我们家又用了五十多年。”

　　祖玄指着窗外的小阳台说：“那个阳台本来是我们家和贝时璋先生家合用的，后来我们把通往阳台的门堵上了，阳台就隔给贝先生一家用了。窗前这把躺椅，是妈妈晚年躺着晒太阳用的。这窗户朝南边，上午穿过树荫，能照进来一点点阳光。”我看了看那藤躺椅，多处的藤条已经散落，藤皮已磨得又黄又亮。祖玄说：“这也是几十年的老古董了。”

　　铁床的头上，立着一个简易的书架，把何先生的床和桌子隔开。木制桌子上，放着何先生的一些用具和两小盆白色的玫瑰花。看着眼前的一切，我心绪万千，不由得伫立桌前，面对着何先生的遗像默默哀悼……

　　我曾经走进过许多豪宅别墅，却从未让我如此激动，何泽慧先生这位为我们科学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老科学家、资深院士，几十年来就住在这样的陋室里！唐朝大诗人刘禹锡曾在《陋室铭》一文中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眼下这陋室让我想到：房子不在贵，有神则灵。何泽慧先生这种淡泊名利、一生追求科学、献身科学的精神，就是这陋室闪闪发光的神。何泽慧在“两弹一星”以及诸多科研成果中为祖国作出的贡献，都是用金钱无法计算的，那几万元一平米的豪宅别墅又能值几何？！这闪耀着何泽慧精神的陋室是金不换的，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精神法宝。

　　前些天（6月26日），我来到八宝山参加何泽慧的遗体告别仪式，许多白发苍苍的知识分子也默默地排在悼唁的人流中。何泽慧躺在鲜花丛中，那么安详，那么淡定。我向何先生深深地三鞠躬，伫立在遗体旁，久久不愿离去。顿时，何先生鲜活的形象，一幕一幕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第一次见到何泽慧先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当时我还在中国青年报社当记者，因为采访钱三强来到这个家，见到了何先生。当时何先生已经近七十岁了。她将一头花白的头发挽在头顶，衣着非常朴素，就像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她极为低调，说话很少，只是笑眯眯地坐在一旁。开始我并没注意这位老人，后来钱三强的秘书葛能全同志给我讲了许多何先生的故事，说她没有一点大科学家的派头，非常朴素，毫不讲究，“冬天就穿着北京那种老布棉鞋”；“为了放实验工具方便，她自己找块旧布，粗针大线地缝个大兜在衣服上”；“坐公交车去买菜”等等，我对何先生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钱三强去世后，大约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家出版社约我写一本关于钱三强的书。为这件事，我专程到高能物理研究所拜访何泽慧。那天在楼道里，我看见一个身着蓝布工作服的老太太，幸好我认识何先生，否则真会把她当成所里的勤杂工了。

　　“这是我和赵忠尧先生两人的办公室，他住院了。”走进办公室后，何先生对我说。

　　何先生的办公室同样非常俭朴，几件旧的办公桌椅、书架，还有两张单人木床。木床可能是给两位老先生中午休息用的。可是床上都没放被褥，只有光光的木板。何先生的木床上，堆满了一个个大牛皮纸信封，里面分门别类放着她的研究资料和手稿，这都是她多年积蓄的宝贵财富啊！

　　何先生看看我说：“你冷吧？这房子朝北，比较冷，我给你插个电暖气吧。我们中关村很冷，我是冻惯了。”说着，一边插电暖气，一边笑说：“前些时候，周光召到中关村我家里去看我，我坐班车到所里上班来了……”这时何先生已经八十多岁，可能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周光召，没想到这位八十多岁的资深院士还天天坐班车到所里去上班，所以专程到中关村家中去看望何先生。

　　“周光召在我家里等了很久，直到我坐班车回家。可能因为在中关村我家呆得太久，中关村暖气不好，家里太冷，把周光召冻感冒了。周光召回去后对科学院的有关同志说，中关村太冷了，把我们的科学家都冻坏了。”说着，老太太爽朗地哈哈大笑起来。

　　谈起为钱三强先生写书的事，何先生告诉我，“‘两弹一星’的事，当时保密很严格，钱先生负责研究的东西和我负责研究的东西，互相是不沟通的。我们家的保姆是文盲，保密工作是很严密的。文革中，钱先生的笔记本和日记都被他们抄走了，到现在也没还给我们。现在，钱先生已经去世，我也不知道情况，不能给你提供，笔记本、日记这些资料又没有，你怎么写呢？我建议你最好不要写。”

　　出书出名，何泽慧从来不看重。没有充足的材料，根据什么写书呢？这是何先生首先考虑的。何先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教育了我，我接受了她的建议，尽管这是一件很好的差事，我还是拒绝了。

　　1995年，我接受了主编《中国女院士》一书的任务，忙着组织人马给一位位女院士写报告文学。当我给何泽慧先生打电话，提出想为她写报告文学时，何先生说：“你在《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那篇文章中写到我的一段已经很好了，就不用再写了。”我听许多记者同行说，何泽慧很难接受采访，也就不敢再说什么了。

　　后来出版的《中国女院士》一书，大多数的女院士都有一篇报告文学，何泽慧只有一篇中国科学院提供的人物简介。

　　一次次地接触，何先生的淡泊名利和她鲜明的个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我非常希望采写她却又不敢和她联系。

　　2003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周年。我们科技日报社准备为我举行一个座谈会暨作品研讨会，邀请新闻界和科技界一些同志来参加。我出于对何先生的敬重，加之我又曾写过《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一文，非常希望何先生能出席，但经过两次碰壁，又怕被何先生拒绝。考虑再三，我还是给何先生发出了邀请函。

　　不久，便接到何先生的电话：“很对不起，那天正好科学院要开个会，我不能来了，请原谅。”放下电话我虽然感到很遗憾，但认为也是意料中的事。

　　过了一阵儿，何先生又来电话了。何先生说：“我已经把科学院那个会辞了，那天我来参加你的会。”

　　我真是喜出望外啊！

　　那天，何泽慧先生准时来到科技日报社，人们都围上去迎接这位近九十高龄的资深院士。何先生满头白发，笑眯眯地走进会场。她身穿一件旧的浅蓝色衬衣，依然是那么淡雅俭朴。因为她的手摔伤了，胸前还用白纱布绷带吊着骨裂的胳膊。握着何先生的手，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顿时感到她的可亲可爱。

　　何先生在主席台坐定后，从她的布兜儿里拿出一本厚厚的《钱三强文选》，问我：“这是新出版的，你还没有吧？送你一本。”说着，掏出笔在书上写道：“送给郭梅尼先生。”落款是何泽慧代赠。她想得多么细致，多么周到啊！

　　高能所的同志告诉我，有一次他们跟何先生一起出差到云南昆明，云南大学要请何先生给全校师生作报告。也是这一天，曲靖市一个师范学校也准备请何先生去作报告。云南大学是全省的最高学府，规格高，条件好，校址就在昆明市，来回很方便，而曲靖只是一个小城市，离昆明很远，要坐几小时汽车。当时，何先生已是八十高龄，公路又不好，汽车来回颠簸很厉害。但是，何先生却选择了去曲靖师范。何先生说，曲靖那么偏远，老师们在这儿工作很辛苦。那天，何先生从曲靖回到昆明，已经是夜里很晚了。

　　何泽慧待人接物有她自己的标准。她从不向高官、权贵献媚，更鄙视阿谀逢迎。科学院院长、国务院总理在她的眼中都是普通人。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来看望她，也免不了在她家里坐冷板凳，等她下班回来；国务院温家宝总理中秋节专程到她家中看望她，临别时，她就像对朋友一样随口问道：“明年还来吗？”温总理说：“以后我每年来看您一次。”果然，连续五年，温家宝总理年年来看望何泽慧先生，直到她去世。

　　后来，何泽慧先生又打电话请我去参加以钱三强的名字给小行星命名的会。我们逐渐更加熟悉起来，对何先生，我更亲近更敬重了。我一直想找机会再到何先生家里去深谈几次，写写这位老科学家，又怕被何先生拒绝，一直等到何先生离我们而去……

　　温家宝总理看望何泽慧

　　再识何泽慧——

　　追求科学 捍卫科学

　　八十年代采访钱三强先生时，他和我谈到与何泽慧回国后共同创建近代物理所的情况，使我对何先生的工作情况有所了解。那次在钱先生家我看到的何先生，是一个老太太。这次采访结束时，钱三强先生给了我一张何泽慧梳着两条小辫的发黄的照片，和1946年何泽慧和钱三强及一批中国科学家参加英国剑桥国际基本粒子会的照片，我才惊讶地发现，何泽慧原来是这样一位秀丽高雅的江南女子。后来，我又采访了高能物理所的一些同志并广泛搜集了一些资料，对何泽慧先生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何泽慧1914年出生在苏州。她的父亲何澄，是山西近代史上有名的辛亥革命志士，早年留学日本，加入了同盟会，曾经在上海参加辛亥革命活动。何泽慧的外祖母谢长达，是著名的苏州振华女中的创办人。振华女中培养了许多著名人才，著名女作家杨绛、著名女记者彭子冈，都是振华女中的校友。何泽慧6岁就进入振华女子学校读书，持续12年，直到高中毕业。可能是受到家庭和学校的影响，何泽慧青年时期就热爱科学。何先生说：“我有个表哥是学物理的，我受他的影响，中学时就喜欢物理，中学毕业就报考了清华物理系。”

　　当时的清华大学物理系是赫赫有名啊。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都在这里任教。这一年，报考的有几百人，只录取了28名，其中有10名女生，何泽慧就是其中之一。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当大多数的中国妇女还在封建压迫下挣扎，裹小脚、童养媳、包办婚姻遍及国中时，一个青年女子想闯入科学殿堂，简直是白日做梦，连清华大学的一些物理学教授也提出来，女生读物理难以学有所成，劝她们转系。

　　何泽慧却不信这个邪，她和系里的女生一起据理力争，质问在考试成绩以外为什么要附加性别条件？系里无奈，同意她们试读一学期，不行的一定要转走。结果，只有三个女生坚持下来。何泽慧不仅坚持到毕业，而且毕业论文以全班最高分——90分夺魁。

　　提起这件往事，九十多岁高龄的物理学家何泽慧仍然怒气难平，她毫不客气地说“叶企孙那个‘老封建’，他说不要女生。结果，我们就造反了”。

　　“不能听他的。”何先生接着说。“我们造反取得了胜利。”这是何泽慧闯入科学殿堂的第一仗。

　　大学毕业以后，抗日战争爆发了。满怀壮志的何泽慧一心想投身抗日前线去打日本鬼子。当时，男同学们不少都招到南京军工署去了，女生毕业后却没人管。这也难不倒何泽慧追求科学的脚步。她打听到山西省有一条规定：凡国立大学毕业的山西籍学生，都可以拿到三千元大洋资助出国留学；何泽慧又打听到当时留学德国最便宜。毕业当年，何泽慧便拿着这笔资助金留学德国，投奔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并且选择了实验弹道学专业。

　　技术物理系属于保密范围，实验弹道专业更是军事敏感专业，连建筑都和学校其他专业分开。这个专业规定，不收外国人，更不收女学生。这个苏南小女子竟然要闯入这个专业，真是异想天开。何泽慧不仅有闯劲儿，更有智谋。她听在南京军工署工作的同班同学王大珩说，这个技术物理系的主任，曾经在南京军工署工作过。何泽慧找到这位系主任说，“你能到我们中国南京军工署去当顾问，我为什么不能到你们这里学习呢？你也知道我的国家正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想学弹道学的愿望，相信你一定能理解。”系里破例收下了她。何泽慧又一次冲破了难关，成为技术物理系的第一个外国学生，同时也是技术物理系第一个学弹道学的女学生。

　　何泽慧经常自称“小女子”，高能所的年青人不解地问她，你去德国留学为什么要学军工呢？何泽慧说：“我就是想造枪、造炮打日本鬼子！”就是这个小女子，打破了德国军工不收女生的惯例；就是这个小女子，竟敢深夜一个人在实验室“偷偷”测量真实枪炮的弹道数据。1940年，这个小女子以论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

　　学到了尖端的造武器的本领，获得了工程博士学位后，何泽慧怀着满腔报国壮志来到中国驻柏林大使馆，要求回国打日本鬼子。这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使馆的人告诉她，德国政府有规定，不允许任何人离开柏林。何泽慧追求科学真理报效祖国的愿望又一次受阻。无可奈何，她只好回到老教授帕邢的家，和教授一家共同渡过四年战乱的生活。

　　何先生曾经和我谈起过许多在这里生活的故事。在那战乱的年月，一切科研活动都被迫停止了，晚上，他们常常只能点一根蜡烛，一家人围着烛光，听帕邢教授讲他治学的故事。何先生告诉我，正是在这些夜晚，她从帕邢教授那里，学到许多非常好的研究科学的方法，对她后来的科学生涯很有帮助。

　　为了掌握更多对国家有用的科学技术，1940年，何泽慧进入了柏林西门子公司弱电流实验室参加磁性材料研究。她首先观察到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被《自然》杂志称之为“科学珍闻”。

　　在那战乱的日子里，因为战争，德法两国来往信件都不能封口，而且每封信只限25个单词。正是这25个字的书信往来，让何泽慧和她清华大学的同班同学钱三强结下了美好姻缘。钱三强的秘书葛能全同志向我详细讲述了这个美好的故事。葛能全说：

　　“1946年4月8日，钱三强与何泽慧这对洋博士，虽然当时身在法国，但仍然按着祖上的规矩，首先来到代表自己国家的中国大使馆，请求批准他们的婚姻，正式履行了完婚手续。当天晚上，他们在巴黎‘东方饭店’举办了简朴而隆重的结婚晚宴，中外同仁好友三百多人来参加，非常热闹。”

　　“婚宴上，一向朴素的何泽慧没有穿白色的婚纱，却穿了一件红色的丝绸旗袍，更加显出东方女性的秀丽端庄。特别耀眼的是，约里奥-居里夫妇两位科学大师双双出席了婚宴，约里奥-居里先生还即席致辞。他满面笑容地说：‘钱三强先生和何泽慧女士，都是做原子物理研究的，相信他们的结合，将来一定会在科学事业中开花结果。’约里奥-居里先生还说，正如大家知道的，居里先生和夫人的结合，开了一个先例；我和伊莱娜也受到了‘传染’。我感到这种‘传染’，对科学是非常有利的。这时，全场响起了掌声。接着，约里奥挽起夫人伊莱娜的手，一起走到第一次见面的新娘子何泽慧的面前，表示良好的祝愿，并且说：‘现在，我和伊莱娜欢迎你到巴黎来，希望你们两位密切合作，在实验室里做出新的成绩’。”

　　不到一年，约里奥-居里先生的希望果然变成了现实。这是二战后新的重要科研成果，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以这个实验为开端而引发了一系列研究及成果，深化了人们对于裂变现象的认识。

　　1946年12月初，他们公布了关于三分裂的研究成果。12月，又公布了第一次观测到的四分裂现象，这是何泽慧1946年11月20日首先观测到的。

　　在上万次裂变中，可能出现三例四分裂，这要怎样的慧眼才能观测到啊！何泽慧在追求科学的征程中，炼就了一双科学的慧眼。她就能从万次的裂变中，捕捉到这个科学的“新星”。

　　1988年，我采访《钱三强在居里实验室》时，谈起这项科研成果，钱先生对我说：“何泽慧曾经总结过两句话，她说，做科学工作要‘立足常规，着眼新奇’。做常规统计时，要看看有没有特殊现象；特殊现象的出现，常常导致新规律和新现象的出现。波尔的原子模型理论的出现，中子、裂变的发现，都是这样的过程。”钱三强准确地总结了这次科学发现的精髓。

　　正当钱三强和何泽慧的科学事业发展到巅峰时，1948年夏天，钱三强和何泽慧抱着他们刚刚六个月的女儿钱祖玄回到了祖国。有人不解地问何先生，当时国外条件那么好，国内还很贫穷落后，为什么不留在法国发展你们的科学事业？

　　何泽慧先生说：“当时出去就是为了回来。出去，就是学习学习，见识见识嘛！”

　　刚刚诞生的新中国，贫穷落后，无法给何泽慧提供搞科研的好条件，但是，却给了他们报效祖国的大好机会。很快，中国科学院成立，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何先生的女儿说：“听说当时这个研究所只有五个人，什么设备也没有，爸爸和妈妈一人骑一辆自行车，在北京的旧货摊、废品收购站到处串，寻找可用的材料，妈妈绘图，爸爸动手制作 ，不久就制造出两台简易机床，用它们，又制作出各种急需设备。”

　　1955年初，中央决定大力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何泽慧积极领导开展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的实验准备工作。1958年，我国第一台反应堆及回旋加速器建成后，她担任中子物理研究室主任，为开拓我国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实验领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她的部署和指导下，在反应堆和加速器上建立了各类实验装置，陆续进行了中子物理和裂变物理领域多方面的研究。她还看准了快中子谱学的国际发展趋势，不失时机地安排力量开展研究，使我国快中子实验工作很快达到当时的国际水平。

　　何泽慧对中国原子弹、氢弹的成功研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以原子能所为基地，在钱三强的领导和何泽慧等人的指导下，开展了脉冲中子测量、临界试验物理方案及实验装置的研究，同时开展了中子源的研究和试制。

　　“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回忆说：“1959年苏联撤走了专家，中央决定自力更生。钱三强推荐了一批我国自己的专家，有我、王淦昌，还有何泽慧。本来这些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可能因为何先生是女性，又是钱三强的夫人，没被接受。”有人认为这对何泽慧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何先生说：“我不怕打击，只要对国家有益处的事，我就做。”

　　不久，在研制氢弹的过程中，出了问题，何泽慧不顾一切地又冲了上去。

　　彭桓武说：“搞氢弹的时候，邓稼先在资料里看到一个数据，我们觉得不可靠。如果按这个数据，氢弹就要走另一条路，就决定重做实验，重测这个数据。当时由何泽慧领导一批人专门做这个实验。平常的物理实验要两三年时间，而我们搞氢弹，当时只剩下一两年时间，结果何泽慧他们白天黑夜地干，只用了几个月就做出来了。”彭桓武先生高度评价何泽慧对“两弹一星”的贡献。

　　1969年“文革”中，何泽慧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陕西合阳“五·七”干校参加农业劳动，剥夺了她从事科学事业的权利。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何泽慧依然抓住一切机会探寻科学的真谛。高能物理所的宋黎明博士告诉我：“有一次，我在走廊上跟何先生闲聊，说起我在儿童时期看到彗星的事，何先生说她和钱先生当时在干校，也看到了这颗彗星。过了几天，何先生抱着几本天文学年历和一叠记录纸到办公室找我，天文学年历上记录着这颗彗星的数据：贝内特彗星，1970年3月20日到达近日点，可能在黎明前的东偏北天空看到，是20世纪最美丽的彗星之一。那叠记录纸上是钱先生跟何先生当时的观测数据。我问何先生，你当时又没有仪器怎么观测呢？何先生说，他们用自己做的简陋的三角架和初中老师上课用的量角器观测，还画了草图。何先生还向我介绍了如何确定观测纬度、观测时间，如何确定彗星的方向，如何进行数据处理，最后是他们的数据跟天文学年历的比较。这件事对我的震动非常之大，让我想了很多：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即便是使用最简陋的仪器，他们仍然保持着对科学的热爱和追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呀！”

　　何泽慧一生都在科学的征程上追求。青年时期，她打破女生不能学物理的封建束缚，闯入清华物理系去学知识；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冲破德国那个保密的技术物理系“不收外国人”、“不收女学生”的惯例，去学造枪造炮打日本鬼子；镭学刚出现，她冲破千万次裂变；新中国刚刚诞生，她冲破一穷二白的重重困难，她不怕打击、不计得失，冲到“两弹一星”前线去破解数据难题；就是在文革中她的手脚被捆绑的年月，她还用那颗科学家的心观测天上的彗星，探寻科学的真谛。何泽慧追求科学的脚步是任何困难、挫折、打击都阻挡不了的。

　　何泽慧不仅是科学征程上的勇士，更是个不畏权贵、不怕风险的科学卫士。

　　1973年，高能物理研究所成立后，何泽慧担任副所长，她关注发展新的科学生长点，领导开展交叉学科研究，推动了我国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起步和发展。在她的倡导与扶持下，高能物理研究所原宇宙线研究室通过国内、国际合作在西藏甘巴拉山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5500米）高山乳胶室；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了高空科学气球，并相应地发展了空间硬X射线探测技术及其他配套技术。

　　高能所研究员、中科院院士李惕碚对何先生热心扶持幼小的前沿交叉学科、支持高空科学气球系统的胆识赞叹不已。他回忆说：“那时文革刚刚结束，高能所宇宙线研究室的一些年轻人（我是其中年龄最大的），联络大气所、空间中心、紫金山天文台等，想通过建设高空科学气球系统，推动空间天文和其他空间科学探测在中国起步和发展。会议在高能所主楼二楼的一间会议室举行。当天，科学院的一位领导来高能所视察，行经二楼走廊，看到这间会议室门口张贴的‘中国科学院高空气球工作会议’的小条，非常生气，厉声斥责高能所领导：为什么不集中力量确保高能加速器建设任务，还要搞什么气球！何先生对这项新兴学科完全是不同的态度，此时，她正在会议室里热情地发言，支持这项工作。”高能所马宇倩说：“我们开始在香河发放气球时，何先生每场必到，在现场指导，给大家很大鼓舞。”现在，空间高能天体物理，已发展成为高能物理所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了。

　　李惕碚院士说：“何先生崇尚原创，心仪‘捆绑式实验’，珍视第一手的原始数据，而从不理睬那些流行的种种花样。权位和来头，排场和声势，以及华丽的包装，对何先生都毫无作用。”

　　吴枚研究员说：“９０年代初，李惕碚和我发展了一个全新的X射线成像方法，极大地提高了从实验数据中提取信息的成功率。当时，这个方法遭到一片责骂声。何先生全力支持这个创新。她说，不要怕责难，新东西就是这样的。她还邀请钱三强先生到实验室来观看工作成果，并鼓励我们继续努力。老科学家王淦昌也很支持这个创新。目前，应用这个方法已取得一批重要成果，并得到国际上普遍承认。”

　　李惕碚说：“要知道，支持新东西是要冒风险的呀，何先生不考虑自己的面子得失。只要是值得探索的新方向，何先生就亲历亲为地大力支持，从不考虑个人的得失风险。比如，我们有人提出用水声探测宇宙线，何先生认为是一个新的探索方向，就大力支持。当时她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还和年青人一起坐小船到密云水库去探测实验。结果，因为太复杂了，现在还没搞成。”

　　对科学人才，何泽慧更是挺身保护。研究员李惕碚、吴枚都和我谈起这件事。那是1979年，高空气球系统建设的主要技术骨干贾恩凯被云南省公安部门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罪行为由抓走了，宇宙线室天体组的许多同志都非常不平，联名为他写了申诉材料。

　　吴枚研究员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贾恩凯是我们的重要技术骨干，他到所里来时，我们正在搞高空气球。当时高空气球只有美国、欧洲和日本有，我们是白手起家干。贾恩凯非常能干，又能吃苦，他从原材料加工搞起直到气球发放设备。那时根本没资料，他利用画报上的照片，制造了相应的发放设备；充氢气非常危险，气球充起来体积巨大，万一爆炸了就像炸弹一样……贾恩凯不顾一切地干着，使这项工作得到很大的推进。你想，损失了这样一个人才，我们多着急呀！”

　　李惕碚说：“在政治上，我们看到在天安门‘四·五’事件中，他到天安门去积极和‘四人帮’斗，表现很好。他在云南时，只是个中学生，年青、热情、幼稚。”

　　吴枚说：“当时两派斗争激烈，后来他成了派性斗争的牺牲品。室里的年青人都为他不平，多次找所有关领导为他申辩，还是无济于事。于是，我们找到何先生，反映了他的情况。何先生非常气愤，马上让我带她到有关部门，义正严辞地挺身保护贾恩凯。何先生说，科学上能干的人才本来就不多，就应该好好保护，何况他对四人帮斗争很坚决。”

　　李惕碚说：“在当时那个环境下，敢站出来讲这番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啊！后来，经过一番周折，贾恩凯被无罪释放了。

　　“何先生挺身保护困境中的科研人员是一贯的，又比如紫金山天文台的研究员陆埮，因为搞的是交叉学科，开始不被人理解看重，没评上院士。何先生与他非亲非故，主动找资深院士王大珩、彭桓武一起写信给科学院的一些院士，介绍交叉科学的重要性。后来陆埮评上了院士。

　　“1979年出国学习还很严格，英国皇家天文学会邀请我去工作一段。我因为家庭的某些原因，遇到一些麻烦，也是何先生大力推荐我，使我能第一批成为出国访问学者。”

　　何泽慧是科学家，搞科学研究就是探索自然的本来面目，就是追求真理。追求真理，维护真理，是何泽慧一生一世奋斗的目标，也是形成何泽慧独特个性的源泉。

　　何泽慧先生来到科技日报社（右一为科技日报社第一任社长林自新，右二为本文作者郭梅尼）

　　三识何泽慧——

　　普通平凡 自然本真

　　我们从何先生的卧室，来到何先生家里的客厅。民协说：“这儿是我们家会客、一家人团聚的地方。”

　　客厅不大，也就十多平米，两边靠墙摆着两个旧沙发，沙发中间摆了一个小茶几，就很难来回通行了。我记得八十年代初我来采访时，正是在这个小客厅里，看见钱先生、何先生和三个子女围着茶几下围棋，一家人乐融融的。我至今还保留着一张当时这一家人下棋的黑白照片。那时，孩子们还很年轻，小儿子钱思进才二十多岁，如今，已经五十多岁了，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当教授，这天正好出国在外。祖玄和民协都已是六十出头的人了。祖玄在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粒子物理实验室工作，因母亲病重回国照料；民协在北京大学化学学院当教授，担负着照顾母亲的重任。这间小小的客厅，装满了美好的记忆。我们三人围着茶几聊起来，祖玄和民协仿佛又回到了儿时那难忘的日子。

　　“妈妈在我的记忆里，就是妈妈。”祖玄充满感情地说，“那时，妈妈在房山原子能所上班，平常住在所里，只有礼拜天，一家人才能团聚。团聚时一家人多快乐啊，爸爸妈妈总是带我们出去玩，从不训我们。妈妈游泳游得好，我们几个孩子的游泳，都是妈妈教会的。”

　　“对我，妈妈总是给我一堆剪报。我那时作文不好，妈妈从报上看到《小学生如何写作文》，就剪下来给我，有什么对我学习成长有帮助的，她都剪下来给我。”民协接着说。看来，这位科学家母亲，虽然不能天天给孩子母爱，却时时在想着孩子啊！

　　姐妹俩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

　　“有一天，我问妈妈有没有织毛衣的针，妈妈从抽屉里拿出各式长短粗细的毛衣针，还有各种编织的书和花样，教我这种样子那种样子怎么织，又告诉我哪种样子好织，哪种不好织。我们几个孩子，从小都穿着妈妈亲手织的毛衣。”真没想到，这位大科学家妈妈，也是一针一线地编织着母爱啊！

　　“爸爸也穿着妈妈织的毛衣。我们的毛衣破了，都是妈妈一针针地织补。妈妈还有那种专门织补毛衣的工具，压着行以后，用钩针一下就勾好了。她的钩针活儿也很棒。”看来何先生不仅科研搞得好，干什么都有专门的研究。

　　“那天，我吃完糖葫芦，刚要把棍儿扔掉，妈妈喊着别扔别扔，把棍儿拿去擦洗干净，留着有竹皮的一面，在没有竹皮的那一面，用刀加工，然后在火上烤烤，弯一弯，剪成两截，再在棍儿的头上挖出个小勺，嘿，两把精巧的掏耳勺就做成了。妈妈一边做，还一边教给我。”谁会想到，这位参加制造原子弹、氢弹的大科学家，还制作小小的掏耳勺。

　　“妈妈手非常巧，她在国外时，因为办什么手续，需要盖印，当时没有印章，她找了个牙刷把儿，就做了个印章。妈妈会篆刻，在中学时就给她们振华女中刻了一个碑。她还有很多皮革边料，自己制作小钱包。她有那种专门做皮件的成套的工具。妈妈告诉我，皮件要用皮子缝，还教我怎样用皮子做成缝线……爸爸一直都是用妈妈做的钱包。”

　　“妈妈还很会做菜。平常我们在学校吃饭，他们在单位吃食堂。礼拜天，爸爸和妈妈常常坐公交车一起去买菜，回家后，爸爸做他的浙江菜，像什么‘腌笃鲜’，就是把腌肉、鲜肉放在一起，加上竹笋一起炖，可好吃了。妈妈会做她们苏州的各种鱼，她很会做蛋饺。她教我先把勺子里放点油，再放上蛋液，做成蛋皮，然后包上肉馅，合成蛋饺……我老是合不好，到现在也没学会。”

　　听着姐妹俩那些甜美的回忆，我仿佛进入了一个乐融融的家庭，感到那么幸福，那么温馨。原来我们的大科学家何泽慧先生，并不是那种不识人间烟火的女强人，也是像普通的妇女一样，是个爱儿女的母亲，爱丈夫的妻子啊！

　　“妈妈从不化妆，也不爱打扮，穿着非常朴素，保持她的自然本色。她工作很忙，有时候衣服破了来不及补，她先拿个别针别上。我也学会了这一手，挺有用的。那次德国西门子公司150周年庆典，请她去参加，是我陪她去的。在德国旅行期间她经常穿的是高能所的工作服，脚上蹬的是她外孙女的运动鞋。我问她要不要换换衣服，她说，这衣服挺好，兜儿多，方便；这鞋穿着舒服，跟脚，不会摔跤。她不管别人怎么看，自己觉得合适、舒服就好。”

　　虽然是成果累累，功勋卓著，何泽慧却是这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保持着自然本色。

　　何泽慧爱山爱水爱花爱草爱大自然。大自然的美深深吸引着她。上班的时候，只要一有休假，她就爱带孩子们去爬山、游泳、看大海，到晚年八十多岁，在福建出差时，她还跟高能所的同事们一起去游武夷山。武夷山有一个景点叫一线天，是在山中一个非常狭窄的洞，最窄的地方只能容一个人侧身通过，洞中道路大起大落，而且湿滑，光线也很差。八十五岁的何泽慧，在大家的帮助下，居然爬出了一线天，还笑眯眯雄赳赳地背着沾满泥的背包和大家合影。这时，当地一位老农民路过，听说何先生如此高龄，连连祝贺道：“八十还能过一线天，能活一百岁啊！”何泽慧没有享受豪华的生活，更不服用昂贵的补品，她以高尚的追求，清淡的生活，纯净的心态，活到97岁高龄。

　　和祖玄、民协从早上一直聊到十二点多，真是说不完的美好回忆，剪不断的思念亲情啊！

　　走出何泽慧的故居，我久久地伫立在这灰楼前不愿离去。

　　何泽慧先生走了……

　　她给我们留下多少卓著的科研成果，留下多少宝贵精神财富，更留下了多少深思：

　　这世上什么最美？什么最有价值？什么最值得追求？

　　作者附言：在本文采访过程中，得到钱祖玄、钱民协、葛能全许多帮助，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文章来源：http://www.stdaily.com/kjrb/content/2011-08/03/content_33302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