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泽慧先生走了，我想她走得会是很平和、很安祥的，因为她的心总是平和的、安祥的。但噩耗传来时我的心却是久久难以平静，以往和她接触的点点滴滴反复在脑海中出现，特别是她永远保持着的那种不失天真的笑容，使我实在不能忘怀。何先生在科学上特别是在核科学方面的成就和对国家的贡献我没有资格评价，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难能可贵的品德。

　　何先生的为人正直，坦率和对个人尊严的维护最让我感动。即使是在文化革命那样人人自危的动乱年代，她也始终言行如一，不改初衷。无论在在批判她的大会小会上，她总是骄傲地昂着头，从不违心地承认对她的不实批判之词，连敷衍搪塞以求过关的表示都没有，有的只是无声的反抗。当时她已经50多岁了，身单体弱，她宁愿承受艰苦的劳动，都不愿意委曲求全。想当年看到她在原子能所53号门前拔草、扫地、刷厕所，我虽然在心里感到这样对待一个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实在是太残忍了，但行动上却连道一声问候都不敢，何先生自己倒是表现的不卑不亢，泰然处之。

　　何先生在文革中受批判后只分到一间住房，和我住一个单元，使我有机会与她为邻。我们是三家共用一个厨房，却从未看见何先生做过饭，也很少见到她到食堂买饭，但每天劳动的班她却照常去上，简直不知道她当时是怎么活过来的。在此以后的很多年，我都为连给何先生送一盘热菜的勇气都没有而感到深深的内疚。

　　何先生心态的非常平和，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极低，在当今这样浮躁的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她实在是一个独行者。大概是92年吧，原子能研究所的老同事陈进贵约我和也是老同事的卢慧筠等去她家探望，这使我在何先生已近90岁高龄时又一次近距离地与她接触。第一次走进她中关村的家，似乎有时间倒流30年的感觉，全部家档是旧的方桌旁一个旧的书架和几个方凳，地面和墙壁也完全没有装修过的痕迹。我问何先生为什么不把房屋装修一下，她笑着说，这不是很好吗？能住就行，何必找麻烦？说完，她自己又补充说，这间房子曾经刷过，那是因为她外孙女的外教老师要访问她的家，于是她的女婿用刷子把发黑的墙壁刷了一层白灰，说完，自己还孩子般地哈哈大笑起来。知道她还在高能物理物理所上班，我们就问她，你的牙齿不好，午饭问题怎么解决，她又笑了，说这有什么问题，我只要带上女儿为我准备的土豆泥、洋葱和炒鸡蛋就可以了，到单位把饭盒往开水炉上一放，中午就吃热的了，如果没有带饭，请食堂大师傅给我下碗面条就是了。我们还好奇，从中关村到高能所这么远的路她是怎么去上班的，她说，领导关心她，让她乘小轿车上班，但她自己却喜欢去乘大巴，因为那样可以跟很多人在车上聊天啊。另一次是04年我和我先生在她90岁生日时去看她，她问我们家住哪里，并说，只要告诉她详细的地址，和乘什么公交车，她可以自己找到我家去，听到这些话时，该轮到我开心地大笑了。那天，听她说好多年没有去过植物园了，回家后我就与一位在高能物理所工作过的司机商定，开车带上轮椅陪何先生去植物园游玩一天，她知道后很高兴，没想到行动前一天的晚上她打来电话，说盲肠发炎，已经在中关村医院住院了，还要动手术，不能出游了，我感到很失望。手术后我去医院看她，问她为什么在这么小的医院做手术，她照常是笑着说，小医院离我家近，家里人来照顾很方便，这不是很好吗？这里的大夫也很负责任。说大夫负责任我倒是相信的，因为在我打听她住在哪个房间时，连开梯的女工都知道这里住了一个女的大科学家，可见医院对她的重视。也就是在这一次探视中，让我难忘的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和何先生正说话时，她忽然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个小本，又从本里翻出一个纸条递给我，纸条上写着一本德文书的名字，原来它是让我告诉陈进贵，帮她在图书馆借这本书，好在医院里看。当时我真被感动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一个90多岁的老人，手术第二天就想看外文专业书，还有比她更热爱自己事业的人吗？

　　何先生走了，我相信她是笑着走的，因为她太容易满足，太容易快乐，高龄至耄耋之年能工作着使她快乐，最普通的衣食住行的生活条件也能使她快乐，她还有不快乐的理由吗。

　　尊敬的何先生，愿你一路走好，永远快乐。

 
学生 周蕙明
2011年6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