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家麟先生，是我国粒子加速器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为我国加速器事业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谢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他爱祖国、爱科学，以极大的兴趣，自觉投身于我国加速器事业的发展，并始终工作在第一线，带领团队不断取得成功；而在众多的重大成果面前，他淡泊名利，永不歇脚，一直走在“没有终点的旅程”上。

1987年，谢家麟先生从BEPC工程经理的位置上，主动退下来后，又领导了北京自由电子激光（BFEL）装置的建设任务。这是一项具有重要科学和战略意义的国家863项目，时年谢先生67 岁。他与项目组全体人员一起，经过多年奋斗，终于在1993年5月，获得受激辐射，年底获得饱和辐射，成为亚洲第一个实现饱和辐射的红外FEL装置，时年谢先生73岁。这段时间，我主要在质子直线加速器研究室工作，从1992年7月起，任高能所副所长，分管加速器方面的业务，因而有较多的机会接触BFEL的工作。在与谢先生的多次交往中，他那种锲而不舍、迎着困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精神，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思路清晰，首先集中精力和财力，解决决定BFEL成败的关键技术，如热阴极微波电子枪、高精度波荡器和光学谐振腔等。由于建造经费很有限，约为国外同类装置的十分之一，因而对于其它设备，他就“变废为宝”，只要够用就行。例如，据我所知，束流输运线上的聚焦磁铁、电源、某些真空设备等，都是从有关研究室不再用的设备“调用”来的。又如，用于压缩束团长度，以提高峰值流强的α磁铁，是用所内闲置的四极磁铁加以改造而成的。BFEL的整体基础，是上世纪50~60年代谢先生领导建成的30 MeV电子直线加速器，虽然为BFEL新建和改建了部分设备，但毕竟保留了许多老设备。而FEL要求电子束的品质，远高于通常的电子直线加速器，其调试的艰巨性可想而知。我参加过一些BFEL的调试分析会，会上，谢先生领着大家，将调试中遇到的问题，按重要性一项一项排列出来，分析问题的症结所在，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为解决束流不稳定问题，谢先生身体力行，在控制室直接参加调试和研究，通过仔细观察和分析，终于发现，是真空室内的一个绝缘支柱，在散射电子的作用下，其充放电过程导致了束流的不稳定。后采用一个弹簧铜片，屏蔽散射电子，最终稳定了束流。谢先生重视理论，更重视实验，他总说，只有“手脑并用”，才能解决实际问题，推动工作的进展。我从与BFEL的交往中，从谢先生和他领导的这支队伍中，受益匪浅。

2000年, 年届80高龄的谢先生，又以极大的兴趣和创新精神，提出将通常电子直线加速器的三大基本部件（电子枪+速调管+加速管），简化成两大部件的大胆设想：将速调管收集的“废电子束”，用作电子源，因而省去专用的电子枪，实现加速器的小型化。在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他先后带领多名研究生，经过多年的奋斗，以很少的经费，研制成功一台实验样机，从原理上，验证了这一创新设想的可行性，并申请了国家专利。围绕这个课题，先后有几名研究生，在谢先生的指导下，从事博士论文的研究工作。我从这些博士论文的评阅和答辩中，感触颇深：谢先生又给自己和他的研究生们出了个不小的难题，打破常规，让“两个臭皮匠”去顶一个“诸葛亮”。这个试验样机的成功，实不简单，需要勇气、智慧和脚踏实地的工作。

谢家麟先生无愧为当代科技界的楷模，让我们学习他爱国敬业、创新奉献、淡泊名利的高尚品德。衷心祝福谢先生健康、长寿！

(王书鸿，2010年7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