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夏天，我告别了清华园，走上了社会。当时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前途：一个是到南国工署研究机构工作，另一先生也赞成，他把我推荐给当时物理研究所的所长严济慈先生。严先生很高兴，分配我从事分子光谱方面的研究，并兼管研究所的图书室。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严先生找我去谈话，并至图书室取来一本法文科技书，让我念给他听听。他听了一会，说我"法语程度还不错嘛"之后，才告诉我为什么要考察我的法文。原来是想让我去考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到法国留学的公费生。当时有三个留法名额，其中之一是到居里实验室去学习镭学。严先生希望我能去学习这种当时最前沿的学科，在他的支持和鼓励下，我考上了。1937年夏天，我进入了世界闻名的居里实验室。

镭的发现者居里夫人，是放射化学和原子核物理学的奠基人。在她成名之后很长时间内也没有一个真正的实验室。直到她的晚年，法国政府才拨款在巴黎大学建造了一个镭学研究所，由她主持研究工作。居里实验室就是镭学研究所的组成部分。可惜时间太晚了。由于多年的劳累。加上早期放射性工作缺少必要的防护而受到的损伤，居里夫人身体日益衰弱，终于在1934年与世长辞。她逝世后，居里夫人的长女伊莱娜和她的丈夫弗莱德里克·约里奥继承了前一辈的事业。

30年代的居里实验室，保持了世界上最先进最重要的原子核科学研究基地之一的地位。这并不是依靠了居里夫人的名声，而主要是由于约里奥·居里夫妇的一系列杰出的工作。我能够在约里奥和伊莱娜·居里夫妇领导下做研究，实在是我的幸运。 我到了巴黎之后，跟着约里奥先生做博士论文实验设备的准备工作。在实验室，我尽量多干具体的工作，除了自己的论文工作以外，一有机会就帮别人干活，目的是想多学一点实际本领。我找到伊莱娜夫人，提出希望参加一点放射化学的实验，她把我介绍给化学师郭黛勒夫人，我就协助她一起制备放射源，在清华学到的吹玻璃技术也发挥了作用。由于我工作主动肯干，又比较虚心，所以郭黛勒夫人就对实验室里的其他人说："你们有什么事做不了，要人帮忙的话，可以找’钱’来做。他有挺好的基础，又愿意效力。"人家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说我比不得你们，你们这里有那么多人，各人干各人的事。我回国后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什么都得会干才行。例如放射源的提取，我自己不做，又有谁能给我提取呢？所以样样都得学会才行。

这样，我在实验室里待了两年，东问问，西问问，增加了不少知识和技能。1939年初，伊莱娜·居里夫人又给我一个课题，让我协助她测定铀和社在中子轰击下产生的放射性镧的β能谱，以证实是相同的裂变产物。 在居里实验室工作的，还有不少其他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在约里奥和伊莱娜商人领导下，大家合作得很融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际科学集体。

但实验室外面的局势却总使我十分不安。中国正受到日本的侵略，我的父亲也由于忧愤过度而与世长辞了。我那时还不太清楚法国战败的严重程度，事实上德国已逼近巴黎。有一天，经法国友人的提醒，我们也开始了逃难。所谓逃难，就是骑上自行车，向巴黎西南方向逃去。走了两天多，就不能往前走了，原来德国军队已赶在前面，把我们这些巴黎难民都拦住了，于是只好坐火车又折返巴黎。 我回到巴黎之后，心情很是沉重。不但祖国被人侵家园沦陷，而且法国也落入希特勒法西斯之手了。进退乏路，报国无问。再有，现实的困难是已到了八月份，中法教育基金会的公费就断了。回国不行，留下来也没有生计，怎么办呢？有一天，我在一条小路上散步沉思，突然抬头看见约里奥先生正向我走来，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没想到他也没有

我到了巴黎之后，跟着约里奥先生做博士论文实验设备走，竟然留在了沦陷后的巴黎。

事后我才知道，约里奥和伊莱娜夫妇原来是决定要走的，并且已经离开了巴黎，到了法国南方的克莱蒙弗朗，准备上船。可是，临时他们想想不能走。"我们走了，法国怎么办？"于是，他们把当时能够弄到的重水(重水是当时认为可能制造原子堆所需要的重要材料)托付给两个可靠的学生运走，自己却回到了巴黎。 我向约里奥先生诉说了自己的处境。他听了之后说，只要我们自己能活下去，实验室还开着，就总能设法给你安排。当时约里奥·居里夫人尚可以支配居里基金，就把我留在她的实验室继续工作了。

巴黎沦陷后，德国人也占领了法兰西学院的核心化学实度还好，也有盖世太保在实验室监视，但一般情况下不干涉约里奥·居里及其手下的科学工作。约里奥先生做学术报告时，玻特教授也来听听。表面上似乎和平相处得不错，所以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说约里奥先生与德国人"合作"了，意思就是妥协投降了。

但实际上，约里奥先生却在从事地下救亡活动。约里奥先生的助手和学生中，许多都是法国共产党的党员。就这样，约里奥·居里的实验室，表面上由德国人任实验室的监督，实际上却是地下活动的据点。

我在沦陷后的巴黎，度过了1940年和1941年。虽然在科学工作上又有不少长进，但心中总是很不安，一直思念着自己的祖国。这时，从里昂方面传来一个消息，说法国南方还有船开往中国，但不定期，要等机会。听到有这种可能性，我就决定回国。1941年底，我从巴黎来到里昂，在那里暂停，住在中法大学宿舍里，打听船的消息。谁知道一打听又说是走不成了，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性。里昂大学物理系有个物理研究所，我就到那里临时做工作。 既然不可能回祖国，在里昂长住下去总不是办法，于是想能否再回到巴黎去。但回去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因为法国当时被分为"自由"区和占领区，巴黎属于德国直接占领地区，而里昂却属于维希政府(傀儡政府)管辖的地区。来往于两者之间是要签证的，等于出入国境一样。我已到了"自由"区，就不容易回巴黎了。

我给约里奥先生写了一封短信，问问情况。当时伊莱娜夫人身体很不好(与她的母亲一样，是受了放射性的影响之故)，每年冬天都要到法国瑞士边境的一个疗养区休息养病。她在疗养地(属于"自由’’区)写信给我，约我去谈谈。我到那里去陪伴了她两三天。她说既然你回国无路，只要你愿意，约里奥可以帮你弄到回巴黎的签证。1943年 1月，我得到了签证，回到巴黎，在居里实验室继续我的研究工作。

我在居里实验室从一个对原子核科学尚未入问的青年，逐步成长为能够独立进行前沿研究的科学工作者。

(摘自中华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