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因为喜欢光，才成为谢家麟院士的追随者的。二十多年前，由谢先生提议的北京自由电子激光项目刚刚开题，而这个项目恰恰指向激光科学的最新领域，我非常幸运地加入了课题组的研究。在与谢先生的交往中，我发现谢先生身上有这样几个特点。

　　第一，谢先生的思维模式好像与众不同，这种思维不是只见树木，也不是只见森林，而是树木与森林并举。以自由电子激光为例，当时国际国内共有十几家实验室开展探索性研究，亦有三分之一没能实现受激出光。从事后来看，谢先生选择的技术路线刚好是最简单、最实用的一种，无疑地，这一选择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降低了科研风险。另外，谢先生也说：“魔鬼出没于细节。”在激光实验中，我们一度困扰于电流不稳定的现象，谢先生经过分析帮助我们找出原因，并且提出格言：“不能让电子看见陶瓷。”当我们屏蔽了管线内所有的绝缘体之后，终于获得稳定的电子束。后来，不断有同行向我提出类似的问题，我就说：“不能让电子看见陶瓷。”谢氏格言依旧生效。

　　第二，谢先生看问题的视角好像与众不同。一位工程技术人员，在研制任何一台机器之前，总要问：有什么用？而谢先生提出的疑问往往是：妙在何处？我们都喜欢听谢先生做报告，因为谢先生从不迷恋于贯穿着术语的推演，而是用最简明的语言来描绘论题中的“妙味”究竟在哪里。孔子曰：“君子不器。”我想，以不器作器本身就应了得鱼忘筌之妙。

　　第三，谢先生是个淡泊名利的人。在名誉上，谢先生大概遇到两次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次获得“最高科技奖”，谢先生回应采访者说：“这是事前没有想到的。”事实上，这种事并不是第一次发生。我曾悄悄地问谢先生当年是怎样评上科学院院士的，谢先生答：“我至今不知道谁是我的推荐人。”与此相伴的是一幅困惑的神情。

　　第四，谢先生是个饶有人文趣味的人。谢先生好写古体诗，时有即兴之作，其风格厚实而遒劲。我想，对人文趣味的追求肯定增强了谢先生本人的亲和力，才使谢先生有如此宽广的人脉，《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即此谓也。另一方面，谢先生之所以能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积极的姿态，不怨天，不尤人，也许是因为心中自有真天地。性格决定命运，应该说谢先生决定学成归国是历史的必然，因为他深爱自己的母语，并且能借助母语向更高境界的延伸而获得强大的抓地力。

　　总起来看，谢先生身上的这些特点应该是一体多面的。因为谢先生保有一颗童心，才会专注于技术层面的创意。因为谢先生深谙个中三昧，所以能睁开巨人之眼俯瞰学科的前沿，而且还愿意亲力亲为，从细微之处入手，去捕捉心智的灵动。

　　谢先生喜欢跟年轻人闲聊，经常给我们讲故事，一些故事包含有善意的劝导，听起来如沐春风。谢先生说过一出在美留学历险记。有一次因为赶论文的缘故，谢先生急于获得实验结果，于是在无人协助的情形下，独自启动氢炉焊接器件。在开炉之时，因为没能等到气温降到安全标准之下，氢氧混合气就在头顶发生爆炸反应，顿时烤焦一片头发。打这以后，谢先生发觉自己的头脑越来越亮了，对“谢先生”之称也心安了。

　　除了自己的故事，谢先生也讲别人的故事。谢先生说斯坦福与伯克利是一对竞争伙伴，有一次双方比赛足球，造成校园内万人空巷。当谢先生路过实验室时，发现里边还亮着灯，谢先生好奇地推开门，看见老同学梅迪博士正在一个人忙碌。这位梅迪博士后来成为自由电子激光理论和实验的奠基者，我们做计算时经常用到梅迪定理。谢先生还说吴健雄在求学时非常珍惜学校的实验条件，经常在实验室度假。如果有一个即时生成的想法急待实验的验证，如果实验室的房门刚好无法打开，她就会爬上高高的窗口翻窗而入。就像一个另类的孩童，一旦占领了寂静无人的游乐场，很快就会成为那个世界的主人。

　　回味这些故事，我们明白了一个人呆在实验室是有危险的，但是，一个从事实验科学的人，应当以实验室为家，一个真正爱智慧的人，就不应该害怕孤独。

　　手捏青苗种福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六根清净方成稻，

　　退步原来是向前。

　　这是一首流传于唐代的禅偈，散发着土腥、水气和稻香。作者以插秧时的当下体验作喻，告戒世人只有退到无路可退的地步，才能告成播种之功。无疑地，低头看天，退步向前，在无限的退让中实现最高的进取，其中有未开化文化尚未参透的禅机。

　　研究所副所长，这是谢先生做过的最大的官。就在事业渐近颠峰的时候，谢先生突然自动退到课题负责人的位置，这个位置对应于归国时期的起点。为了事业，他奉献了他的所有，他以为已经完成使命，他开始了他的后退，他知道后退能为登高提供肩膀，他不知道后退同样是使命，一种比登高更高的使命。我看见的谢先生是单调退行的，我亲眼看着谢先生渐渐习惯用拐杖走路，然后变成资深院士，然后回顾走过的路，然后奇迹般地迈过一道道坎，直到有一天颤颤巍巍地站立在最高处——谢先生为人们演绎出一段人生传奇，或者说，命运给谢先生安排了一个传奇人生。决定回国、成为院士、获最高奖，是谢先生人生曲线的三大拐点。虽然只有第一步取决于个人意志，但是这三大步的实践却是连贯的、严密的，事实上，它们共有一个隐秘的缘由，那就是谢先生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坚守，现今，这种坚守得到积极的回应。我们看见谢先生无论走到哪里都保持退的惯性，昧于禅者以为那是谦虚，谙于禅者认出那是本识——“我只有中人之才，有幸为国家贡献一点微薄之力，实在没有更多可夸耀的。”这样的话古朴而庄重，相对一个人欲沸腾的时代，偏偏有极强的穿透力。一个人在学问和技艺之外坚定地执行退让政策，反而会增强竞争力，一个一心向后的人，反而变成无法阻挡的——谁能说这不是禅文化最精妙的写照？谁能说这个社会不吝惜以往的珍宝？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谢先生浸润于传统文化，并且用全部的生活实践来验证信念，拒绝随波逐流，可见谢先生是无畏的行者，是深得禅味的实验科学家。

　　依照禅的逻辑，向后看紧贴着向前看，那么谢先生就与新生儿无别，人们欢庆新生决不是为了赞美过去，这个最高奖原来是起步奖，而且是诞生于新世纪的起步奖，寄托着多少憧憬。说它是起步奖还因为中国人、科学家，这两者的结合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还处在开端，而早期的留学生也不乏根深叶茂者。当这样一位老人哆哆嗦嗦地捧起证书时，夙愿现前，外来的、古希腊的智与内在的、传统的德如此美妙的结合，让每一个见证人都萌生中奖的欢愉，谁能拒绝这样一个未来呢？

　　荣誉对于耄耋之人的意义更在于分享，光阴对于求知者的索求无外乎传承。谢先生一路筚路蓝缕、独行踽踽，而那些追随前辈的日子给我带来的回忆却温暖如初，我想，那是因为谢先生心中有光。

　　祝愿谢先生长寿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