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捷 摄

　　今天，91岁的谢家麟院士拄着拐棍，在人搀扶下走到人民大会堂的领奖台上，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了201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大红证书。

　　这位老人清晰可见的笑容和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一起定格在众多媒体的相机上。

　　大笑是谢老的招牌表情。翻阅他年轻时的照片，几乎每张都笑容可掬。在他工作了半个世纪的中科院高能所的同事眼中，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乐天派。

　　谢老90岁寿辰时，有人问他健康长寿的秘诀，他不加思索地说，“我正在返老还童！”

　　乐观、谦和的背后，却是老人无数个“第一”的传奇：世界上第一台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中国第一台电子直线加速器、中国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亚洲第一个实现饱和振荡的北京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和世界上第一台束调管同时作为微波源和电子源的高效加速器。其中，有两项是世界级的创新，有三项填补了国内以及亚洲的空白。

　　这是半个多世纪的奉献。1955年，谢老与钱学森、李正武等大师同期回国，便开始在这条路上摸索，攀登。

　　高龄之年，谢老仍舍不下科研，坚持每周一去一趟中科院。

　　2000年，年届八旬的谢老，又以极大的兴趣，提出将通常电子直线加速器的三大基本部件，简化成两大部件的大胆设想，即将速调管收集的“废电子束”用作电子源，取代通常必备的电子枪，实现加速器的小型化。果然，谢老和学生一起研制出一台实验样机，从原理上，验证了这一创新设想的可行性，并申请了国家专利。

　　曾任中科院高能所副所长的王书鸿感慨，这个试验样机的成功，需要勇气、智慧和脚踏实地的工作。而他更佩服的还是谢老在科研面前闲不下来的那颗心，如同他那本自传的书名——没有终点的旅程。

　　旅程中的每一站都十分艰难。

　　1980年，“八七”工程下马之际，我国高能事业面临一个关键性选择，是改走电子的道路，还是继续走质子的道路，莫衷一是。最终，谢老以深入细致的分析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事，确定了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的方案。

　　当时的形势，用同事叶铭汉院士的话说，“我们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要想跳上一辆飞驰而来的特快列车。如果跳上了就飞驰向前，如果没有抓住，就会摔下来粉身碎骨。”

　　谢老喜欢这样的挑战。

　　一次，和年轻博士生相新蕾聊天儿，谢老讲到自己当年接手研制世界上第一台治疗肿瘤加速器时的情形。当时，斯坦福大学正忙于研制其他实验设备，就推荐了当时刚毕业、却没有多少经验的谢老领导这项工作，他马上便应允了。

　　看到学生一脸的惊叹，谢老长吸了一口气，然后望着相新蕾说，年轻人要主动承担责任、接受挑战，尤其是在一个领导岗位，领导一批人一起做事情，很多事情要靠你做决定。这时候要坚决，不能犹豫、拖拖拉拉。只有经历过这样的工作，才能慢慢成长起来。

　　谢老的脾气好，但面对科学，他的不客气也是出了名。

　　1981年，谢老和朱洪元赴美国考察时，给当时在美访学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员刘祖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谢老和部分在美访问学者开交流会，因为都是中国人，会议便采用中文作为交流语言。期间，谢老说，美国人开一个小时会可以讲很多事，国内人讲话却喜欢穿靴戴帽，绕了很久还没说到正点。谢老便调侃起来：“是不是语言的问题？不如以后开会定个规矩，凡是讨论工程进展的学术会议，都用英文来说，这样有效率一些。”

　　谢老的兴趣很多。现在他读小说，听音乐，浏览诗词，连好的电视剧也不放过。“人应该有广泛的兴趣，世界上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你一点不知道是很遗憾的。”谢老说。

　　（原载于《中国青年报》 2012年02月15日 0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