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巧玲
“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这是1972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给张文裕等科学家的回信。
时至今日，已整整40周年。
近日，40多名新老科学家及30余名年轻学生共聚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回顾了这段珍贵的历史。
快速发展40年
今年8月，我国大亚湾实验发现第三种中微子振荡模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美国《科学》杂志评论说：“中微子关键参数的测量，标志着中国的崛起。”《自然》杂志对此的评论是“对中微子振荡的最高精度测量”。
“总理批示是高能物理发展的里程碑事件，这正是中国高能物理几十年厚积薄发的重要成果。”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说。
40年来，随着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成立以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及其重大改造工程的实施，我国高能物理研究逐渐进入世界前列。
目前，北京谱仪实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等，都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个成员单位和几百名科学家参与。我国科学家也参加了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等国际重要高能物理实验。
一些高能物理大科学工程建设也成就斐然。例如，BEPCⅡ工程对撞亮度达到BEPC的65倍左右，完成多项高能物理实验；同步辐射专用模式运行效率逐年提高，兼用模式对用户开放；散裂中子源、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羊八井宇宙线观测站、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反应堆、北京先进光源、大亚湾二期等工程也在加紧推进。
中科院院士陈和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我国已成为世界五个高能加速器研究基地之一，在高能物理方面，我国已占据很突出的地位。
基础研究仍不能松懈
“回忆和学习周总理当年作出的批示，不能简单就事论事。”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认为，周恩来总理在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条件下，作出了支持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决定，实际上是在支持基础研究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詹文龙也指出，这40年也是中国基础科学快速发展的40年。20世纪70年代，除高能所外，一批基础研究机构相继建立；除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加速器、同步辐射等科学装置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建成。
詹文龙指出，当前，国家仍十分重视和支持基础研究的发展，基础研究面临着非常难得的发展机遇，但今后更需要在基础科学方面，力争在科学原理层次取得原创性的科学成果，在应用研究中取得重大创新成果。
“基础研究仍需要长期积累。”陈和生说，“基础研究不是说把油门加大就能跑得快，要实现高能物理和基础研究的大发展，仍需要始终把握正确的发展策略和方向，仍需要相当多的投入，才能有原创性的成果。”
年轻人的担子更重
“我想起了当年何祚庥在牛棚里还在计算加速器。”中科院原对装办主任柳怀祖回忆说，当年科学家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科学研究的，才有了今天中国的高能物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回忆当年研制对撞机的经历时说，当年的条件很艰苦，他们坚持做这些不是为了拿奖金、发表文章，只是一心想把工作做出来。“非常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把这些传统发扬下去。”
“今后中国科技腾飞的担子落在了年轻人身上。”柳怀祖说，回忆过去科学家的奋斗历程，其实是想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些启发。
陈和生说，不是要求现在的年轻人在40年前的环境中去从事科学研究，而是需要一种即使在逆境或困境中仍能坚持献身科学的精神。
“先辈们为现在的科学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需要年轻人继续把我们的基础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陈和生说。
《中国科学报》 (2012-09-18 A4 综合) 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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