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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２月６日电 题：创造世界级科学成果的“抠门人”－－记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团队
新华社记者陈二厚 吴晶晶 余晓洁
它极微小，会“变身”，有极强的穿透力，可穿越地球直径那么厚的物质，在宇宙起源与演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它是中微子，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粒子之一，也是人们了解最少的基本粒子。研究它，是全球高能物理学界最热、最前沿的一个领域。
他们，一群追逐中微子的科学家，在地下１００米阴暗潮湿的岩洞里，历经近十年艰辛，揭开了中微子最后一个未被破解的振荡模式。这项世界级成果，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为２０１２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在中微子的世界，他们创造了辉煌。走进他们的世界，记者却听到了很多“抠门”的故事，这些故事也如同中微子，从细微处散发穿越时空的精神与力量。
“去除掉一切不必要的建设内容和装饰”，在拧干价格水分中“挤”出科研经费
电瓶车在幽暗的隧道里缓缓前行，头顶和两边墙体上的岩石裸露着，让人很难相信隧道的尽头藏着一座科学宫殿，一群科学家在那里用精密的科学仪器揭开了中微子“变身”的秘密。
“在保证实验需求的前提下，我们去除了一切不必要的建设内容和装饰。所以你看到我们条件有些简陋。”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大亚湾实验首席科学家王贻芳对记者说。
２００３年，为了测量最后一个未知的中微子混合参数，法日韩等国都提出了实验方案。我国提出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具有特殊优势，连美国能源部都放弃支持本国的实验方案，转而支持美国科学家加入大亚湾实验。
启动实验，当务之急就是资金。“经费预算本来是１．７亿元，科技部、中科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六家单位共支持经费１．５５亿元，后来追加到１．５７亿元。”王贻芳说。
１．５７亿元，看起来不少，但相对于这个难度极大、要求极高的工程比，却少得不能再少－－王贻芳说，国外建设同样的项目，“估计预算至少得乘以３”。
只有国际标准三分之一的预算，还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怎么办？“必须从源头上就开始‘精打细算’。”大亚湾实验总工程师庄红林说。
精打细算，首先是对设计方案的反复优化。“方案不仅充分考虑科学性，充分考虑经济性，连设备的运费、人员差旅费等都要反复考虑，看哪一种最划算。”王贻芳说。
光是优化设计方案还不够，随之便是对预算的严格控制：项目的每个系统都要做预算，做完了由工程指挥部公开讨论，严格评审。
拧干所有环节的价格水分，钱，就这样一分一分地挤出来了。
比如隧道。按照通常地铁隧道的造价标准，“一公里一个亿”。而大亚湾实验工程中建设的３．１公里长的隧道，外加建造５个数十米高的实验大厅，土建和通用设备部分只花了９０００万元。“我们和地铁的标准要求不一样，不能简单比造价。但是，许多有土建工程经验的人都不敢相信这个造价。”王贻芳说。
成本是怎么降下来的？庄红林解开了我们的疑惑：“安装在实验大厅里的探测器钢罐高５．９米，那么我们设计的隧道就６米高，保证刚好能通过。我们也可以图省事，开得高点，但成本也就高了。”
“挤”，同样体现在日常工作中的“细枝末节”上－－在大亚湾，工程师也好，管理人员也好，大家都有一些省钱的“招”。
“比如说我们设计一个探测器的吊具，大家就想着把这个吊具做成不单是探测器的吊具，还是现场所有装车卸车的一个重要工装。”大亚湾实验高级工程师唐晓说。
在现场，工程师们还对一些已经完成使命的工装夹具进行改装二次设计，挤出每一笔可以省下的费用。
“我觉得节省已经成为大家的自觉意识。”高级工程师马骁妍快人快语，“比如现场需要买工具，哪怕是几十块钱的螺钉，我们都会习惯性地跑几家店，比较一下价格。我可能还会比较在深圳当地买多少钱，在北京买加上运费，哪个更便宜。”
住农民房、挤公交车、买打折票，从吃、穿、住、行、用中“省”出科研经费
距离大亚湾实验现场１０公里外的深圳大鹏镇上，有一栋农民自盖的三层小楼，里面隔成十几个房间，大部分房间除了放下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就再也塞不下任何家当。客厅里面有个乒乓球台，有事就作为会议桌和办公桌。
这就是长期在大亚湾现场工作的科学家们临时的“家”。
他们不论职位、职称，都住在这里。月租平摊下来，每人每天的住宿标准才１５元。
难道附近没有好的住宿条件？有，仅大亚湾核电站内就有条件较好的专家村，而且交通方便，美方合作者就租住在那里，只不过价格要贵得多。
“去年１２月初，我带着审计组去大亚湾审计这个项目，专门体验了一下这个出租房。”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纪委副书记陈宏刚说。
审计组在那里住了三天，要自己做饭，他们只好去超市买了一堆饺子、面包对付。“没有服务员，自己打扫房间，每个人走时，把床单被褥放在洗衣机里洗干净。新来的人领一套，自己再铺上。所长去了也一样，大家都是一视同仁，没有人讲条件、讲排场。”
也有例外的，陈宏刚他们就享受了一回“特殊待遇”。“毕竟审计组是客人，住进去时，给了我们每人一管牙膏、一个牙刷。”
作为一个国际合作项目，大亚湾实验合作组成员来自六个国家，一年要开四次国际合作组会议。这些会议从没有在国外开过，一半以上的会在北京高能所开，为的是节省差旅费和会议场租费。
更让人觉得“抠门”的是，开会期间，不是都有饭吃。“每次会期大概一周，上下午连续开会的才给盒饭，不连续开会的，对不起，没有饭。”工程“大管家”、大亚湾实验工程办公室主任刘丽冰说，“高能所开会不管饭出了名。”
对别人抠，对自己更抠。目的只有一个：把吃、穿、住、行、用的需求降到基准线，生活上省一分钱，科研上就多一分钱－－
大亚湾实验项目组买的车是便宜的金杯和一辆小骊威。每个科研人员都是一专多能，司机、厨师大家兼任，总工、值班经理都干过兼职司机。
大亚湾交通不便，从深圳机场打车过来要４００多元钱，包括年逾古稀的总工艺师白景芝在内，大家基本都坐公交车，或自己掏３０元钱搭核电站的班车。坐飞机，大家也是上网找打折机票。
“在高能所，你要是总买全价机票，都不好意思找我来报销。”刘丽冰笑着说。
与合作单位共同研究、联合攻关，在实现技术产品的国产化中“创”出科研经费
中心探测器钢罐直径５米、高５米。为保证实验的高精度，钢罐有很多特殊要求，结构复杂，罐壁要做得很薄，同时又要严格控制变形，对控制焊接提出极高要求。
通过招标，广东中泽重工有限公司拿下了钢罐的制造合同。“我们年生产特殊不锈钢１万多吨，这个设备只有２０多吨，一开始我们觉得招标价格应该不成问题。”公司总经理洪紫林说。
但研发过程中，他们却发现比预想的要难得多，这么特殊的不锈钢产品还是第一次遇到。为了拿出一个合格的试样，技术人员做了近８０次焊接试验。仅做第一台钢罐就耗时一年多，相当于普通产品７倍的工时。
正在公司感到骑虎难下的时候，项目组派科学家到厂里和他们一起合作研制、联合攻关。“他们不但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对我们要求高，自己做事更认真敬业。这种精神真的感动了我们，我觉得亏本也得做好。”洪紫林感叹。
使用国产化设备，不仅大大节省经费，同时还能帮助国内企业发展技术，提高他们在相关领域的国际竞争力。“一举多得。因此，大亚湾实验的科研投资全部用在国内。”庄红林说。
在联合中推动创新，在合作中实现双赢。
有人说洪紫林这笔生意做亏了，但他不这样认为。“我们提升了技术，一些精密设备的单子，以前我们不敢接，现在敢接了。”洪紫林说，“而且，跟这些科学家合作的感觉很不一样，他们让人相信，还是有人在认真做事。听说要搞二期工程，我们还愿意参与。”
一代代继承着勤俭节约的传统，不计得失，乐于奉献，只为心中那个最高目标
在大亚湾实验团队中，还有一些“８０后”“９０后”的年轻人，他们将前辈们的“抠门”发扬光大。
团队中有一个小伙子，叫温良剑，当时还是博士生，负责反射板生产的驻厂监督工作，每天跟着工人一起干活。为了工作方便，同时也为了节省一笔差旅费，小温就在工厂老板家客厅打了个地铺，一睡就是两个多月。
工作上，他是“拼命三郎”。大家都说，小温不在实验室里，就在去实验室的路上。
听着这些“抠门”的故事，记者忍不住问王贻芳：“如果多给点经费，就不需要这样节省了吧？”
他的回答有些出乎意料：“我们节省，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钱；或者反过来，不是说我有很多钱就可以铺张浪费。你有１００块钱，就做好１００块钱的事，如果你用１００块钱做了９０块钱的事，就是浪费了。”
在他看来，如何使用经费，对科研人员是个永恒的命题。因为任何时候，任何国家，科研经费总是相对有限的。用最少的钱、最经济的办法，做最多的事，是一个科学家的基本素质。
“因此，节约不是目的，而是把钱花在刀刃上。在其他地方节约，才能在工程需要、科研需要的关键环节多花。”他说。
刘丽冰在高能所工作近３０年，在她看来，勤俭节约一直是高能所的传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大科学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到大亚湾项目都是这样，大家一心为了科研目标，勤俭节约是自然而然的事。”
“所以，目标设置很重要。如果想着铺张浪费、讲究排场，那一定是目标出了问题。如果把科学研究当做最高目标，那就心无杂念，自然就把能省的都省下来，服务于最终目标。”王贻芳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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