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贻芳声名鹊起。他主导的大亚湾实验，去年成功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入选《科学》杂志评选的当年世界十大科学突破。
“冲击诺奖是标题党做的事，”在近期一次集体采访中，王贻芳对媒体说，“大家期待中国科学界出一两个诺贝尔奖，我理解；但这应该是对科研管理部门的要求，而不是对科学家个人的要求。”
王贻芳不想媒体拔高他个人：“不管是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北京谱仪实验，还是将来的江门中微子实验，都是几百个人的共同工作，是团队的成果。”
如今不再是物理学家灵光一闪，高呼“发现了”的时代。证实物理假说，必须依靠大型实验装置，需要几百个人运转磁铁、制冷机、粒子探测器、电路板和计算机。这是一项复杂工程。
王贻芳和同事们耐心地拼装大机器，处理故障，积累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数据，才可能解开自然缠绕的线结。他们通过软件筛选有价值的数据，希望在梳理中发现足够高比例的异常值。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中，王贻芳团队挖掘了一个山洞，在释放出大量中微子的核反应堆附近，安装几个巨大的检测装置。它们距离反应堆远近不同，这样根据测得中微子数量的差异，就可知有多少中微子在行进中从一个“亚种”变成另一个。几百米厚的山体岩石，可以尽量阻挡来自星空的粒子干扰。去年3月，大亚湾实验凭借高质量的数据分析，在国际竞赛中率先撞线。
12年前，本想回国做中微子实验的王贻芳，因为环境不具备，首先加入北京谱仪实验。他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大亚湾实验靠的就是北京谱仪锻炼起来的队伍。
王贻芳的个性优势，让他很适合领导粒子物理实验。北京谱仪实验参与者、物理学家沈肖雁是王贻芳的老同学，她认为王贻芳理解力强，学新知识快。“在中国像他这样的人很少，做探测器的只懂探测器，做电子学的只懂电子学，做物理分析的只懂物理，而他都有深入的了解，这就使得他有能力组织协调北京谱仪这样400多人参加的国际合作实验。”
高能所的党委书记王焕玉认为，王贻芳是个多面手。“1992年在意大利认识他，当时觉得他跟别人不太一样，很干练，回答问题果断。”王焕玉说，“后来引进他到高能所的工作，我也参与了。我认为他组织才能好、知识面宽，有参加多个大型实验的经验。
领导高能物理实验需要全面的素质，除了前沿的物理思想，还要有高超的组织能力，能够从科学目标出发设计实验，组织队伍，甚至管理经费等，不然玩不转。”
跟王贻芳做了10年同事，同为“海归”的物理学家李卫东说：“粒子物理实验从设计、建设、运行到得到科学成果，其中的细节非常多，哪怕一个环节上出了一点点小问题，整个实验都会前功尽弃。王贻芳作为领军者，要对实验有宏观把握，还得对一些具体的技术问题有洞察力、判断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设计实验构架、游说各方投资、监督土木工程，到制造调试仪器、分析比对数据，王贻芳全都亲力亲为，几乎成了整个项目的“包工头”。李卫东说，看到王贻芳拼命工作的劲头，参加实验的工人都佩服他。
王贻芳在欧洲工作了11年、在美国5年，意大利语和英语都很流利。这也方便了他领导的项目跟国际合作交流。2005年确定大亚湾实验方案时，王贻芳跟美国团队激烈争论。他坚持自己的设计，直到美方转变立场。几年后的结果证明他是正确的。王贻芳的自信，帮助中国科学家成为大亚湾实验的主要贡献者。
1984年王贻芳本科毕业，开始跟随丁肇中做研究生。王贻芳回忆说，老师丁肇中是个典型的实验物理学家，知识丰富、崇尚实证、埋头实验。王贻芳也是如此，他排斥豪言壮语，反感似是而非的空话。他要的是结果。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一步一个脚印。”大亚湾实验工程副经理、物理学家杨长根说，“王贻芳都是做实际有用的工作，不做那些华而不实的事。”
高能所团队如今成就显赫，大亚湾实验发现中微子第三种振荡之外，北京谱仪今年也探测到了新粒子的迹象。王贻芳告诉记者，他们还在建设几项新的装置：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中国空间站上的粒子探测器，以及位于广东江门的更大规模的中微子实验。江门实验可以测出中微子更多的参数，比如中微子在“对称性破坏”方面的表现，由此帮助解答一个著名物理难题：为何宇宙中的物质比反物质要多，而非一样多？
当被问到最大的愿望是什么，王贻芳一句话回答：“在我退休前，江门中微子实验能出好的结果。”
（原载于《科技日报》2013-11-19 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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