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贻芳回国13年了。作为我国粒子物理实验研究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他做出了许多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贡献。但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反复强调的是：“每一项工作都是大家集体努力的成果。”
粒子物理实验确实是集体的工作。回国至今，王贻芳先后领导完成了两个重大科学工程。如今，他领导下的第三个重大科学工程——江门地下中微子实验也已立项，他提出，在江门实验中用反应堆中微子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这成为我国中微子研究新的发展方向。王贻芳说：“这个项目估计还需要一个十年，将会有四五百人参与进来。”
粒子物理实验也不仅仅是集体的工作，它涉及面广，科学链长，需要既有组织才能、又精通各环节、还会选择正确方向的帅才。
“王贻芳有敏锐的科学观察力，组织能力也很强。”中科院高能所党委书记王焕玉说，“他在国外16年，参加过很多大型实验，也富有作为某一方面负责人的组织经验。回国后，他在北京谱仪实验中，把一些先进的管理方式带进来，干得非常出色。”
198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物理系的王贻芳，开始出国深造，师从著名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欧洲10年，美国6年，让他拥有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和丰富的国际合作经验。
2001年，王贻芳本来是为了做中微子实验而回国的，在发现当时客观条件不具备、无法马上开始自己实验的情况下，没有灰心失望。“正好北京谱仪建设需要负责人，就让我过来。对我来说这是重要机会，让我跟高能所这批人有非常好的互动和接触，锻炼出了一支能干的科研团队。没有这一步，后面的大亚湾实验也不可能成功。”王贻芳说。
在建设北京谱仪III的同时，王贻芳并没有忘却自己的中微子之梦。2003年，他提出了利用反应堆中微子来测θ13（一种中微子振荡角）的实验方案，直到2006年，实验才终于获批立项。
因大亚湾实验设计独特，环境得天独厚，美国能源部也放弃了自己的两个方案，转而出资3400万美元加入该项目。大亚湾实验就此成为中国基础科学领域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地点在中国，实验方案是中国人设计的，隧道和实验大厅建设工作主要由中国人承担，探测器的掺钆液闪等关键技术掌握在中国人手里，连最后对实验数据的物理分析也是中国人最先算出……在这场国际合作中，中国科学家全面占据主导地位，这在以往的国际合作中并不多见。
以我为主并不容易。在2003年国际上提出的8个同目标方案中，高能所方案的实验设计指标和精度国际水平最高，但这个特殊的方案曾与美方科学家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胜出。“中国的实力给了我们坚持自主方案的底气。我不希望仅仅是为别人提供条件，而是要做一个自己的实验。”王贻芳说。
高能物理学家的工作是探幽发微，使用的装置很大，观察的粒子很小。“我们有3个方向：一是中微子，因为大亚湾实验的成功，各方面比较支持，下一步的江门实验已经立项；二是北京谱仪，研究新强子，这方面高能所有传统，也取得了许多成果，但目前经费投入尚有不足；三是高能量的粒子加速器，这方面我们与国外相距较远，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加速器周长是240米，而世界上能量最高的粒子加速器，其环状隧道有27公里长。”王贻芳说，把高能物理实验覆盖完整，才能说明是国际领先的，只覆盖某一项，谈不上高能物理强国。
或许，在那些原本少有中国人涉足的前沿领域里铭刻下中国人坚实的足迹，建设起一个科技的强国，就是王贻芳这一代科学家们的职责与梦想。
（原载于《经济日报》2013年11月19日06版，http://paper.ce.cn/jjrb/html/2013-11/19/content_178900.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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