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贻芳工作照。 图片源自网络
12月7日，中科院2015年新增选院士61名。当天，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右）向新当选的院士王贻芳（左）颁发院士证书。新华社发
王贻芳的广东情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在2006年立项，为了实验能够开展，王贻芳不管是找投资，还是谈合作，都是一马当先，但难度重重。最终，科技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共同出资1.57亿元支持实验顺利开展。
2012年，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团队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并精确测量了振荡幅度，被美国《科学》评价为“中国本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
获奖之后，王贻芳曾表示：“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得到了深圳市政府、中广核集团，还有广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没有这样的支持，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做不起来。”
对于即将开展的江门中微子实验，王贻芳认为，必须根据自己现有的条件、技术、环境、资金等，选择一个项目，在某个方面超越对手。江门中微子实验就是根据这个考虑最终敲定的。
12月7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当选中科院院士。而在此前不久的11月9日，王贻芳赴美领取了“基础物理学突破奖”，这是中国科学家首次获得该奖项。获奖理由是作为首席科学家的王贻芳和他所领导的中国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团队，在2012年3月率先发现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并精确测量出其振荡几率。此奖为目前全球奖额最高的科学奖项。
对于获奖，王贻芳似乎并没多大感觉。他所带领的大亚湾中微子研究团队耗时10年，相比世界上其他同类实验来说，其用比别人小得多的投入获得了极大的成果。在接受南方日报记者专访时，王贻芳将这个成果的取得以及获奖称为“运气好”。但实际上，他所代表的中国科研力量在过去几十年间的积累才是最大的因素，不管是资金投入，还是人才培养以及科研实力的提升都不可忽视，更重要的是，王贻芳一直坚定地认为，“要做就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情”才是他的科学之路。
事实上，中国高能物理近15年的发展主要就是靠北京谱仪以及大亚湾两个项目才能在国际上站住脚。而王贻芳便是这两个项目的主导人。
大学毕业那年被丁肇中选中
在L3实验组，王贻芳展露了他的物理天赋，一年时间内发表了3篇论文，并在1990年出任“新粒子寻找组”组长。在所有L3实验组物理分析小组组长中，只有他还是一名学生。
1984年，王贻芳从南京大学毕业，并取得了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学士学位。此时，丁肇中已经凭借J粒子的发现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蜚声海内外。
从1981年起，丁肇中组织和领导了一个国际合作组——L3组，准备在欧洲核子中心预计在1988年建成的高能正负电子对撞机LEP上进行高能物理实验。丁肇中热心培养中国的高能物理学人才，经常选拔中国青年科学工作者去他所领导的小组工作。就在王贻芳大学毕业的1984年，丁肇中来到了上海，面向全国招收高能物理研究生。
王贻芳被选中了，随丁肇中赴欧参加L3组的实验，这对于他来说，影响重大。“如果当时没被丁肇中教授挑中，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王贻芳说。
此前多有媒体报道王贻芳的事迹，对其评价最频繁之处在于他对讲述自己个人故事时的“吝啬”。“为什么会被丁肇中挑中？”“这个问题得问他。”“您问过他吗？”“没问过。”“您自己思考过这个问题吗？”“没想过。”然而对于科学，对于中微子，他从来不吝惜言语。
鉴于中微子研究对宇宙起源与发展的重大意义，自1988年以来，已有4次诺贝尔物理奖颁给了在中微子研究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科学家。其中，201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日本科学家梶田隆章和加拿大科学家阿瑟·麦克唐纳，以表彰他们发现了中微子振荡，从而证实了微子有质量。
丁肇中的L3实验组位于瑞士日内瓦欧洲核子中心，那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在L3实验组，王贻芳展露了他的物理天赋，一年时间内发表了3篇论文，并在1990年出任“新粒子寻找组”组长。在所有L3实验组物理分析小组组长中，只有他还是一名学生。
1996年，王贻芳向丁肇中请辞，并成为斯坦福大学某项目里的骨干技术人员。4年之后，王贻芳入选中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2001年12月，他回到中国，担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一名普通的研究员。此时，世界范围内的中微子研究已如火如荼，中国的中微子研究还没有达到一个高度。
2000年，国家科教领导小组审议并原则通过了中国科学院提交的《我国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发展目标》，确定了中国高能物理和先进加速器的发展战略。中国的高能物理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是有机会的，科技的投入在增加，能做一些事情。”王贻芳接受采访时曾坦承，正是看到了中国对于发展高能物理的空间而毅然回国搞科研。
个人人才基金投入实验项目
面对竞争局面，王贻芳并不害怕，他有自己清醒的判断，他要另辟蹊径，做一个不一样的实验，“如果别人做了，我们再做就没有意义了，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去做这个实验”。
2012年，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团队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并精确测量了振荡幅度，被美国《科学》杂志评价为“中国本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物理学成果”。“大亚湾投入极少，成果却那么大，是一种运气。大亚湾是不可复制的。”王贻芳说。
此外，王贻芳认为，没办法以这个项目来要求之后的项目，“非常特殊的一件事情不能作为衡量标准，想要有高的产出还是要高的投入”。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在2006年立项，2007年10月动工建设，这项大科学工程估算下来，需要至少1.5亿元。而王贻芳拿出自己的人才基金，加上高能所特批的几十万元，最终也只是杯水车薪。没办法，他只好挨个寻求帮助，最终，科技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广东省、深圳市和中国广东核电集团，共同出资1.57亿元支持实验顺利开展。
而早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开启之时，世界上关于中微子的研究也是非常火热。王贻芳说，希格斯粒子发现之后想要再发现新的粒子，难度相当大，需要新的装置，而新的装置不是短时间内能建成的。而中微子已经有了很多实验，新发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这也就意味着竞争会越来越激烈。
“我们1.57亿元的投入看似很大，但是要分配到这几年中来看，就没有多大的体量了。同时，日本、美国等国家的相同领域实验，比如超级神冈等，投入都是我们的好几倍。”经费问题实际上对于王贻芳来说是掣肘。
面对竞争局面，王贻芳并不害怕，他有自己清醒的判断，他要另辟蹊径，做一个不一样的实验，“一些实验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做的，需要琢磨，我们能不能做，还有就是别人有没有做过，如果别人做了，我们再做就没有意义了，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去做这个实验”。所以他认为，必须根据自己现有的条件、技术、环境、资金等，选择一个项目，在某个方面超越对手。因此，大亚湾中微子实验项目和江门中微子实验，也是根据这个考虑最终敲定的。
2012年3月8日下午，王贻芳在北京宣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了一种新的中微子振荡，并测量到其振荡几率。2012年，美国《科学》杂志评出当年十大科技进展，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成果位列其中。
需重视国际合作但要掌握主动权
“与他们同台竞争的是美国最好的大学，这个队伍成长得非常迅速，而且非常优秀。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队伍，我们才敢做像江门这样一个无论是技术还是科学水平都是世界领先的项目。”
在发表获奖感言时，王贻芳表示国际合作非常重要。实际上，国际合作也一直贯穿于他的科研生涯。在他科研起步的L3组实验室，就是一个多国科学家共同工作的地方。再到更为人熟知的大亚湾中微子实验，更是中、美、俄等多国合作的典范。江门中微子也仍然延续了国际合作的模式。 “现在的科学研究，很难关起门来做。国际上各种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不可能所有的技术，所有的新发现都是我们做出来的，我们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一起合作的话才能走在技术研究的前沿。”王贻芳说，同时，科学研究的成果，最后要有影响也要有国际合作伙伴的参与。
但另一方面，王贻芳认为，国际合作中仍然要掌握主动权。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主要合作方中国和美国就曾在实验方案上出现分歧，王贻芳为争取中国对于项目的主导权而“单刀赴会”，与10余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美国高能物理学家据理力争。
“一方面，要吸引国际上的科技队伍来做这个事，得让别人有发言权，让别人觉得有主人的感觉。但也要注意不能把主导权拱手相让。”王贻芳说。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的成功以及即将开展的江门中微子实验，让王贻芳感受最深刻的是中国高能物理人才的培养。他表示，最近十几年来，队伍发展是比较迅速的，首先是国外回来了一批人，其次是自己培养了一批人，特别是大亚湾这个项目的骨干，绝大多数是他培养的。“这些人做的工作是世界顶尖的，我们从合作组内部的比较就可看出来，这些人成长的环境就是国际合作的环境，跟他们出国留学没有什么差别。同时，他们做的项目是最好的项目。”王贻芳丝毫不掩饰对于中国高能物理人才的自信。“与他们同台竞争的是美国最好的大学，他们一点都不差，这个队伍成长得非常迅速，而且非常优秀。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队伍，我们才敢做像江门这样一个无论是技术还是科学都是世界领先的项目”。
虽然团队中人才不少，但王贻芳仍感觉人才远远不够用，他们想过以各种办法来吸引人才，包括到学校里去给学生作报告，然而效果有限，“但如果不这样去做的话，状况可能比现在还差”。
当记者问及有没有想过趁着这次获奖的机遇改变人才选拔这个状况时，王贻芳幽默了一把：“你们得给我宣传一下，说我缺学生，赶紧来报名。” 南方日报驻京记者 王腾腾
《南方日报》2015-12-18 第A2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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