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网北京3月8日讯（记者 佘惠敏)两会期间，记者听到很多有意思的事，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全国人大代表陈和生谈到的三个“一刀切”故事。
陈和生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高能物理学家。他讲的三个故事，都跟政府工作报告中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里提到要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有关。
第一个是上海光源建二期的故事。
上海光源是同步辐射光源，可为很多学科的研究提供服务。一期只有7条光束线站，2009年建成后需求非常大，取得成果非常多，线站供不应求，很多科学家都希望它尽快扩容。记者2013年曾采访过上海光源，当时就听说只有1/4的用户需求能得到满足。然而这样一个科研神器，令大家期待已久的二期工程却拖到去年12月才开工。“上海光源做得非常好，用户需求非常大，但二期建设拖了这么久，是严重的浪费。”陈和生痛心疾首的说，对大科学装置的立项审批不能一刀切。大科学装置有两类，像对撞机属于专用装置，等它出成果后再考虑升级改进的慎重决策是很必要的；而上海光源这类多学科通用的大科学平台，一期通过验收后就应该马上做二期，发挥它的实际潜力。他建议对大型科学平台的二期工程开设绿色通道，推动尽快上马。
第二个是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找匹配经费的故事。
我国现有的科研管理中，要求大型科学装置落户的地方政府要匹配经费。如果落户在上海广东这样的富裕地区，当然不愁匹配资金。但如果有的项目必须得在贫困落后地区建呢？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就是这样一个项目，它要求高海拔的特殊地理条件，合适的选址都在藏区。科学家们最初想选西藏羊八井，后来又考虑云南香格里拉，最终选定了四川稻城亚丁，就是因为这个资金匹配的要求。该项目总投资约12亿元，其中包含四川省配套建设资金约3亿元。“资金匹配要求一刀切，这不合理。”陈和生说，这些项目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文化建设、政治影响都有很大的正面作用，对这些项目资金匹配的要求应慎重考虑。
三是某大型研究所新上项目被迫找“白手套”的故事。
现有科研管理政策要求一个科研单位只能同时承担一个大科学装置项目，却不看单位规模和实际能力。有的研究所一两千人，有好几个完全不同的研究室，需要不同的科学装置，每个研究室都顶小研究所一个所的人员数量，完全有能力承担新项目，却因为这个规定，不得不为新上项目找个“白手套”。“项目名义上找新单位承担，实际承担者还是原来单位，这样搞不好就会惹出很多麻烦。”陈和生感慨地说，这又是一个一刀切的规定。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落实科研经费和项目管理制度改革，让科研人员不再为杂事琐事分心劳神”。可这类简单粗暴的“一刀切”式管理规定，怎么可能不让科研人员分心劳神呢？
“一刀切”式管理为什么这么流行？因为它方便了管理人员。“一刀切”为什么容易被诟病，甚至管出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结果来？因为它不考虑实际情况的变化，不能依据变化做出灵活有效的应对。
我国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不靠改革创新没有出路。只有减少这类“一刀切”式管理，别让它们成为创新拦路石，才能持续激发微观主体活力，才能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更好地适应和引导实际需求。
深化改革，必须改掉那些不合理的“一刀切”，这样才能释放新动能，开拓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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