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重点项目攻关‘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
从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句“接地气”的话里，很多科研人员读到了国家改革体制机制和激发科技创新活力的决心。
“说白了，这就是不分年龄、资历和头衔，谁有能力谁来干。”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新民对《中国科学报》说，这样的提法，就是要挖掘年轻人才的潜力。
在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周忠和看来，这也凸显了国家对推进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创新动力的迫切要求。
“这就是要规避一切部门利益或者圈子文化，让最有能耐的人或最强的队伍来承担重要的项目。”
近年来，我国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以破除对科研人员的束缚，不断释放科研主体的创新活力。那么，目前成效如何？还有哪些地方需要进一步完善？
两会之际，《中国科学报》联系了多位科教领域的委员，聆听他们的心里话。
科技评价体制改革，牵住“牛鼻子”
科技评价体制改革，是这几年科技界最关心、议论最多的一个话题。
在很多科研人员看来，科技评价体制就像一根“指挥棒”，具有极强的导向性，很多时候决定了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能否沉下心来做研究，决定了从事应用研究的科学家能否专心做成果转化等工作。
“阿里”计划首席科学家张新民对此深有体会：“真正的创新不能只是机械地通过数量评判，否则只会催生出急功近利的跟风性研究。”
以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原初引力波观测站为例，张新民表示，这样的大科学工程一般分为构想提出、工程建设和大装置出成果三个阶段。
“每个阶段都很重要，如果只用论文数量来衡量，参加工程建设的学子的成绩怎么评价？”
“科研经费当然很重要，但现阶段科技评价体制改革比经费的增加重要得多。如不改变评价思路把方向搞错了，反而会浪费资金。”周忠和说。
牵住科技评价体系的“牛鼻子”，才能解决科研创新的导向性问题。近年来，国家各部委先后就此发文，其目标均是革除弊病，为科研人员“松绑”，为科学创新赋能。
“关键的一点，政策举措要可操作、可落地，否则只能停留在‘以文件落实文件’。”周忠和说。
不过，有“破”就要有“立”。近年相关机构对建立新的科研评价方式也做了一些探索。
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2019年“杰青”“优青”人才项目的评审，就让周忠和感到“耳目一新”。
该学部从方法学创新、关键科学证据、理论认知或社会需求、学科发展等四类学术创新的角度，对基础科学研究的主要学术贡献及其科学意义进行评价。“这样的尝试值得点赞。”周忠和说。
政策法律护航，保护创新热情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鼓励创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提高科技创新支撑能力。
然而，当前我国原创性成果依然缺乏。在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葛均波看来，我国亟须在体制或法律层面上建立相应的配套措施支持创新。
葛均波是医学创新的先锋人物，曾带领团队完成我国首例自主研发的完全可降解支架。
2015年，他聚合产、学、研、医等多方力量，发起成立了以医生为中心的协同创新平台——中国心血管医生创新俱乐部。
短短4年多，该平台已诞生了八十几项专利，成立了10家初创公司。
“有些医生辞职去做转化，有些医生转让了成果。无论哪一种，他们做出的最终产品留在了中国，提供了服务。”葛均波说。
然而，令他感到遗憾的是，最近有已将成果转化的医生反映，在评先进时他们被指在公司持股，存在利益冲突，不能参评。
“有一个词叫‘职务创新’，强调研究者的创新、发明是职务创新和发明，创新者对它们有多大的使用权呢？这很难划清界限。”葛均波对《中国科学报》说。
他期望有相应的法律来保护创新者，保护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以以色列为例，葛均波表示，其在高校设立的技术转移转化机构每年收益达数百亿美元。
其得到的资金将按一定比率分配给所在大学、发明者及其所在的实验室。一般来说，40%给大学，40%～50%给发明者，10%～20%给实验室。
“通过这种方式激励更多人从事科研、热心科研，进而推动国家的科技进步。”葛均波说。
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正在就此“放权”。
近日，科技部等9部门联合发文指出，分领域选择40家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开展试点，探索建立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的机制和模式，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推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必须让这些好政策实实在在落地才行。”葛均波说，他期待进一步完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维护创新者的合法权益。
营造创新文化，让科学家大踏步向前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同时，我国近年来还在不断深化科技领域的“放管服”改革，为科研人员“减负”。
对此，多位科学家表示，这些政策本身有利于释放创新活力，但仍需将政策“红利”落在实处，切实为科学研究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采访中，三位科技界委员纷纷就此建言献策。
把各种检查“放”开去。
葛均波表示，开展原创性的探索性研究，就要坐得住“冷板凳”，要容忍失败。
但有的项目希望尽快出成果，“三个月一小查，半年一中查，一年一大查”，这样就会逼着研究人员去做一些急功近利的研究，甚至不惜造假。
他希望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给科研一定空间，让他们按照科学的节奏去工作。
把学风“管”起来。
尽管这些年各部委出台的加强学风建设的文件有很多，但学术不端、科研造假现象仍层出不穷。
这与相关处理缺乏透明度、造假成本低不无关系。
“抓几个典型例子，比说一千句都管用。”周忠和建议，加强管理，营造风清气正的学风。
把管理“服务”提上来。
每年的政协会议上，都有委员呼吁做基础研究要有充足的经费，不用忧心每天填表申请经费，才能定下心来搞科研。
张新民告诉记者，“阿里”这样的大工程项目在立项之后，仍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作下一阶段经费的论证申请。
“如果负责相关基金的管理者能够想到工程建设中的这些问题，再让我们去申请相关的经费，就大不一样了，我们肯定安心了。”张新民说。
《中国科学报》 （2020-05-28 第4版 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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