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基建’带来的发展机遇，不在基建本身，而是数字化、智能化的升级与经济社会转型需求的叠加，是时与势的结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徐晓兰说。
在这种背景下，徐晓兰分析，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互相渗透、融合发展。
“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无法形成合力。同时，推动以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基建需进一步凝聚共识。”徐晓兰认为，应该统筹开展数字基建体系化协同布局，避免孤立零散式发展，形成数字基建“组合拳”。
刘松眼中的“融合”，不局限于建设层面：“我们认为未来十年是‘新基建’的关键‘安装’时期，不仅要重视建设，还要考虑到软环境和人才供给。在‘新基建’完成‘安装’之后，更大的话题是如何培养跨界创新的人才，形成数字新生态的创新。”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院长樊杰认为，“‘新基建’空间布局一定要效率优先”，应该在具有生产效率优势的地区优先布局、提前布局，然后将收益进行更加科学合理地分配。
“低调”不低估：应重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与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相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略显“低调”，但它们也是“新基建”的重要成员。
日前，发改委明确了“新基建”的范畴，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大方面被列入其中。其中创新基础设施中就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代表呼吁，应在“新基建”中加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此次明确将‘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纳入‘创新基础设施’类别，是十分重要也是非常正确的。”王贻芳认为，由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学目标明确，所需技术往往具有高指标、超前性等特点，是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的内生动力，其溢出效应可以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的创新能力。
对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未来建设，王贻芳认为，应该发挥地方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提高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并做好遴选工作，确保科学目标和技术的先进性。
“与此同时，还应加强设施的预制研究和关键部件的研发，提高自研技术水平和比重，控制技术引进比重，改进预算管理，鼓励技术创新。”王贻芳说。
2020年05月28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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