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贸易大战刚刚打响，无论结果如何，中国要谋求继续发展就必须避免将来在高技术方面受制于美国，因此就需要大力提升我国科技创新的能力，从源头上解决高技术和工业化持续发展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在建党95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讲话中，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特别强调：“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
科技是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自信必然包括科学自信和技术自信，这是创新型国家必不可少的。能够产生原创性的“科学知识”就是具有科学自信，而能够做出原创性的“先进技术”才能具有技术自信。因此，科学自信是基础，技术自信是表现，而拥有颠覆性技术才有真正的技术自信。有了包括“科技自信”的全面文化自信，就一定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新一轮颠覆性科技革命中，我国科技创新各有两个优势和短板。
优势一：青年队伍红利，发展潜力巨大
我经常到很多国家访问，对于老牌科技发达国家科研队伍的情况有体会。俄罗斯的科研队伍严重老化，欧洲和日本也差不多这样。美国好一些，主要是有留学生、外籍博士后和移民的补充。
中国恰好相反，得益于经济稳定发展带来的科研经费的持续增加，科研队伍生机盎然。我比较熟悉的航天领域和空间科学领域，队伍的平均年龄持续降低。
比如我所在的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博士、硕士所占比例分别为64%和25%，但是平均年龄只有36岁。我认为，青年队伍红利是我国航天领域和空间科学领域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每次看到他们，我就对我们的空间科学事业和中国的未来充满了自豪感和信心！
但也有危机，高强度和高压力的工作没有给他们带来合理的收入，住房和子女教育带来沉重的压力，不断有优秀的年轻人改行流失。要从体制上想尽办法改善青年科技人员的待遇、生活条件和工作机会。中国特有的科研队伍的年龄红利，是我们相对于欧美日的主要优势之一，一定要想尽办法把他们的潜力充分发挥出来。年轻人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了，就一定会有颠覆性的创新。
优势二：决策坚决果断，实施雷厉风行
我们的制度优势使得政府决策时坚决果断，不像欧美日那样拖拖拉拉，甚至换了政府或者仅仅是由于党派斗争就会把前面的重大决策推翻。美国的超级超导对撞机被取消，载人登月反反复复不能决策，火星计划改来改去，就都是这样造成的。
同样，这种优势也能够保证重大项目的有效实施。严重拖期和超支在中国并不常见，但在欧美日司空见惯。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科技快速进步的主要原因之一。
比如，我最近在领导一个大型空间天文国际合作项目，增强型X射线时变和偏振（eXTP）空间天文台，这是一个旗舰级的空间天文台，水平属国际领先。但由于研制计划是按照中国的航天规范制定的，欧洲合作者认为根本不可能完成。我请他们了解了一下中国这些年航天和空间科学项目实施的情况，他们就服了。之后美国也提了一个类似的项目，也想和欧洲这些科学家合作，但是制订的发射计划比我们要晚几年，因此欧洲团队就坚定地和我们合作。虽然科学思想和项目概念是我们先于美国提出来的，但是在空间领域极为强大的美国在科学和技术基础等各个方面都远远优于我们，真的是制度的优势才能够保证我们在和美国的竞争中不至于一点机会都没有。
短板一：基础科学薄弱，缺乏原始创新
尽管经过了快速发展，但从整体上来讲，跟踪性技术发展得很快，科学的基础还是很薄弱。科学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科学基础薄弱，颠覆性技术就很难甚至冒不出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就在于基础研究的经费比例偏低，大概只有5%左右，而就是这5%，还包括基础性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和美国的17%左右相比少得可怜。
这并不是决策失误，到目前为止还算合理。因为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主要是在追赶欧美日。人家有了技术，我们跟着做效率比较高。再加上我们的制度优势，集中力量在高新技术方面高强度攻关，这样能够快速缩短差距。
但是差距缩短到了一定程度，甚至在某些技术领域我们还走到了前面，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没有原始性创新，就难以有颠覆性技术，就只能跟着人家，一旦走到了前面，就迷失了方向。我们差不多就到了这个程度了。
只有大幅度增加基础研究的投入才能在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到了我们产生科学知识，而不只是消费西方产生的科学知识的时候，我们的原始性创新、颠覆性创新，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了。这样我们就有了坚实的科学自信和技术自信，“文化自信”就会更加完整和强大。
短板二：机制急功近利，顶层设计不顺
实事求是讲，不想有政绩的领导不是好领导。但任期就那么几年，因此只能做短平快的事情。所以是机制使得急功近利泛滥。在科技领域，存在科研体制和科学研究计划顶层设计不顺的问题。
一方面，科研机构分类不清楚。比如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本来是国家队，主要是为了完成国家的重大科研任务而设立的，但是逐步演变，现在需要自负盈亏到处弄经费抢项目，要和大学直接竞争。事实上，经过知识创新工程，科学院的能力已经有了很大提升，中科院自主安排的很多重大任务也都是站在国家层面考虑和安排的，应该提升至国家级的项目。
同时应该考虑将中科院的很多研究所凝聚成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实验室，着眼长远和重要的目标，这样才能真正促进重大创新成果的产出。
另一方面，正如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的吴季研究员最近一直强调的，有些科技领域需要国家长期的定向持续支持，“两弹一星”就是极为成功的例子。我们国家现在有很多专项，这些专项的执行期往往比官员的一个任期要长得多。这些专项的实施对于保证我国科技的长期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避免急功近利。但是这些专项很多都是围绕技术目标而设立的。尽管大部分基础科学研究的确需要自由探索，但是有些重要的基础研究领域必须有长期的定向持续支持。
空间科学就是这样的典型，因为一个重要空间科学项目从提出到实施完成，通常都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因此欧美日都有一直持续的空间科学的专门计划，相当于没有结束期的国家层面的“专项”。我国目前唯一的系统性的空间科学计划就是中国科学院的战略性先导专项里面的“空间科学先导”任务，以五年作为一个周期论证实施，无法充分发挥我国的航天技术的优势保证我国空间科学的长期健康发展。
空间科学的产出虽然是以重大科学成果为目标，但是产出的并不仅仅是科学成果，实际上对于航天和很多颠覆性技术的带动性极强，这也是欧美日设有国家层面的空间科学长期计划的原因之一。因此，我国有必要尽快启动实施“空间科学长期专项”计划。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附件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