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下午五点，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忙完了一天的工作，走出办公室。在接下来的几周里，王贻芳能像今天这样待在自己办公室里的时间并不多，他的日程里排满了各种活动。
今年是王贻芳回国的第14个年头。如今的他，作为江门中微子实验先导专项的负责人，奔头十足地忙碌着。
想做自己的实验
谈及自己的经历，王贻芳神情淡然，仿佛一切都那么顺其自然。
1984年是王贻芳走出国门的起点。这一年，他从南京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正赶上丁肇中为其在欧洲核子中心的L3实验组招收研究生。由于招来的研究生将被分往世界各个大学，王贻芳在得到丁肇中的认可后，被分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
在这个拥有世界最大的粒子加速器，汇聚了14个国家、30多所科研机构、400多名科学家的实验平台上，王贻芳成为当时所有L3实验物理分析小组组长中唯一的一名“学生组长”，一年发表3篇论文，且精确测量出了陶轻子的极化。
1992年，在丁肇中的邀请下，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王贻芳去了丁肇中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核物理实验室，继续参与L3实验工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王贻芳触到了“天花板”。他意识到，像L3实验这样的大型实验项目，往往在分工上明确而专业，很难给年轻人把握全局的机会。
出于全面发展的考虑，1996年，王贻芳离开了欧洲核子中心的实验组，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参与一个20人组成的小型中微子项目，并成为核心成员。
在王贻芳看来，参与小项目是另一种学习的机会。“什么事情都得管。”王贻芳说，“从设计、理念到方法，参与期间，就把实验全过程都掌握了，知道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什么。”
在美国的科研生涯一晃又是6年，王贻芳回国的想法越发强烈。
王贻芳2001年正式回国，成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做一个自己的实验。
曾经的“夭折”
长期生活在国外的科研工作者，有些会在回国后受到“水土不服”的困扰。当记者问及这一问题时，王贻芳却淡然地回答：“还好，没什么特别的困扰。一开始也有不适应的地方，但是高能物理所里给了我很多支持，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走过来。”
实际上，王贻芳刚回国时并非一帆风顺。当时，高能物理所正在考虑做一项长基线中微子实验，回国后的一年多里，王贻芳干劲十足地带着学生做了许多实验计算、探测器设计等工作，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这个本让他十分心仪的实验，最终却以“夭折”告终。
就在长基线中微子项目进行之时，高能物理所一位同事为王贻芳指了一条新路——“你可以去申请‘杰青’”。如今，王贻芳已经很难记起具体是哪位同事给了他这样一条建议，不过，这条建议令他受益匪浅。
2001年3月，王贻芳向高能物理所递交了自己的“杰青”申请书。可是由于时间太紧，这份“草草了事”的申请书连格式都没有符合要求。
“杰青”的激励
回忆起当初的“杰青”申请，王贻芳觉得十分顺利。
就在回国的第二年，王贻芳又写了一份“杰青”申请书，这次是厚厚的一本。
申请书中，他提到了三个项目：长基线中微子项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中微子物理与探测器的研制。后面的两个项目，成为他此后在高能物理所的重要工作。
很快，函评通过，接着，答辩来临。参与答辩的数十位评审，对于王贻芳来说是数十张陌生的面孔，只有一两位他觉得还算认识。
“当时，不少人跟我说‘杰青’答辩没有一次就过的。还好，我过了。”王贻芳依旧淡然地说。
一切顺利。2002年，“杰青”的公示名单中一共有160人，王贻芳的名字列在第一位。
王贻芳说，由于“杰青”经费具有灵活性，其中的一部分资金被投入到大亚湾实验的预研之中。
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造工程方面，王贻芳担任了北京谱仪III（BESIII）分项目总体主任，成功领导了新北京谱仪的设计、建造，担任BESIII国际合作组发言人，领导BESIII的科学研究。
在中微子物理与探测器的研制方面，他提出了在大亚湾核电站用反应堆中微子测量中微子混合角的完整实验计划，成为大亚湾实验国际合作组发言人和工程经理，领导实验的设计、建设和科学研究。2012年，大亚湾实验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入选该年美国《科学》杂志十大科学突破。
在王贻芳看来，比“杰青”经费更重要的是“激励”。“‘杰青’给了很多人一个向上发展的空间，年轻人有了这个头衔，在领域内就有了一定的影响，对于他做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一种激励，对再年轻些的年轻人，也是一种激励。”王贻芳说。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4-06-20 第11版 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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