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3年“双星计划”启动至今，我国未曾发射一颗科学卫星，国际上共完成了5000多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而中国只进行了100项左右——
■本报见习记者 倪思洁
长征、神舟、嫦娥、天宫……这些家喻户晓的名词，象征着我国空间技术发展的突飞猛进。然而，在我国跻身世界空间大国之时，当下空间科学的水平似乎拖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后腿”。
“我国空间科学相当薄弱，至今没有被国际同行公认的重大成就，与我国地位完全不相称，我们再也不能无所作为。”7月11日，在“我国空间科学的发展战略”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载人航天工程技术顾问顾逸东直言。
六问中国空间科学
7月11日下午，中科院学术会堂。顾逸东站在圆形大厅的正中央，主持着一场以“中国空间科学的发展”为话题的讨论。这场论坛由中科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中科院院士顾秉林为会议主席，顾逸东和中科院院士胡文瑞、欧阳自远、陈建生为执行主席。十多位院士及近百位科研人员自由发言，谈论期间时而哄堂大笑，时而全场沉寂。
“空间科学是干什么用的？空间科学本身是不是科学的重要方面之一？空间科学在我国究竟起什么作用？对我们国家的整体发展起什么作用？对我们国家的空间技术发展起什么作用？对文明进步起什么作用？只有这些问题搞清楚了，空间科学在我国的地位才能说得清楚。”讨论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吕达仁拿起话筒，一口气提出了六个问题，这些问题围绕着一个点——中国发展空间科学的意义。
“许多早期粒子物理发现就来自空间，天体上有地面加速器永远无法达到的极高能量和极端条件，今后空间科学对基本粒子物理、基础物理研究的重要性和贡献将会越来越大。”中国科学院院士吴岳良说。
航天事业跛足前行
那么，当下我国空间科学实力究竟如何？
2000年至2011年，中国空间科学领域SCI论文数量占世界的份额由2000年的2.0 %上升到2011年的10.8 %，排名世界第二，但影响力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航天事业发展不平衡，重应用轻科学，空间科学研究严重依赖对他国公开数据的二次分析。”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部副主任杨帆说。
2013年，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以月球和行星探测、天文观测、近地空间环境观测为评价项目，对世界空间科学领域实力进行了评估和对比，结果显示，美国得19分，而中国仅得4分。
“从2003年‘双星计划’到现在，我国没有发射一颗科学卫星。”中科院空间中心研究员、中科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负责人吴季说。
顾逸东表示，目前全球在轨的937颗卫星中，科学卫星有92颗，但中国没有一颗。不仅如此，国际总共有5000多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而中国只占100项左右。
在科研投入方面，“粗略估计，我国所有来源的空间科学年均投入低于1亿美元。”顾逸东表示，在2000年至2014年，美国航空航天局年均向空间科学投入60.8亿美元，欧洲空间局也为22.7亿美元。
此外，管理体制也制约了空间科学发展。以空间天文学为例，管理体制条块分割严重，没有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立项和资助。“上书陈情”和“一事一议”成为常态，严重缺乏立项前的科学目标研究论证和载荷技术研究的经费支持。
“国内尚未建立天地一体化以及项目科学运行和数据分析研究的支持体系。”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双南说。
厉兵秣马迎接挑战
“我国空间科学的发展正面临重要的历史性机遇。”顾逸东说，我国空间工程技术实力的提升，为发展空间科学提供了技术支撑。
吴季透露，2015年我国将发射硬X射线调制望远镜；2016年将发射暗物质探测卫星、量子科学卫星、微重力科学和生命科学卫星“实践十号”。
“2018年还将发射嫦娥五号，实现月球样品的取样返回。”国家天文台研究员、探月工程三期副总设计师李春来说。
此外，空间站也将成为一大发展契机。中国工程院院士、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表示，空间站具备航天员操作维护和天地往返运输的优点，可以开展持续的研究。
“我们已经制定了在中国空间站上开展空间科学研究的全面计划。”中科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指挥高铭说。
对此，胡文瑞呼吁，要充分发挥空间站作为长时间微重力平台的作用，重视实验室建设，建成后给予长期稳定支持。
至于未来如何推动发展，顾逸东则认为，需要加大体制机制改革力度。“从政策、体制机制、稳定支持、队伍培养等方面做好顶层设计。”
他建议，要充分发挥载人空间站和探月工程作用，增加投入，长期稳定地支持空间科学，建立科学卫星系列，改变“一事一报”，支持发展低成本新颖载荷和科学卫星，同时还要加强预先研究，扩大地基研究规模。
“要加强国际合作，扩大开放，充分借鉴国际空间科学界的经验。”陈建生表示，要解决国际合作交流时科研人员的出访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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