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申春天来得很早，北京的樱桃花刚到四月就开了，小小的蓓蕾在一夜春雨之间，缀满树枝，去往西郊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路上便能隐约闻到花儿的芬芳。在芳香的气息里，我走进那座全国一流物理学家汇集的大院，迎面见到一座奇异的雕塑。
人们告诉我说，这雕塑名为“物之道”，两组螺旋式钢管象征的是阴阳两极，向着不同方向旋转，由此产生巨大力量，表明天地万物均系对立物的统一。雕塑正面刻着：“物之道：道生物，物生道，道为物之行，物为道之成，天地之艺物之道。李政道，二OO一年四月十日”。
这座引人注目的雕塑正是来自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的创意。他热爱书法绘画，用中国的笔墨写下了那些富有中国哲学意味的文字，用艺术的语言阐释了正负电子的对撞。
在这个对我来说具有挑战性的春天，我走进陌生的科学殿堂，准备撰写关于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造始末的报告文学，随着采访的逐渐深入，李政道先生对此项工程的贡献及个人魅力越来越鲜明地凸显出来。
早在1956年，中国科学家就开始建议建造一台高能加速器，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建造（被称为“BEPC”工程）才得到正式批准。李政道先生后来对此有过归纳。他曾经判断说：“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实用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北京电子对撞机就像一条从雪山发源的河流，延伸、牵引着无数涓涓小河，促进了一系列科研成果的诞生，涉及高功率微波、高性能磁铁、高稳定电源、高精密机械、超高真空、束流测量、自动控制、粒子探测、快电子学、数据在线获取和离线处理等高新技术，其设计指标几乎都达到了当时国际技术的极限。中国工业界在“BEPC”工程基础上制造出了一系列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高科技产品，应用于航天、医学及人民生活等各个领域，造福于中国也造福于人类。
事实证明，清如水的基础科学，造就了丰沛的水源，滋养鲜活的“游鱼”和市场，有力促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它的创造者们——中国科技人艰苦奋斗，数十年艰苦努力，其间有许多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和难忘的故事。但我采访到的那些优秀的科学家无一不提到李政道先生，方守贤、叶铭汉、郑志鹏、张闯、徐绍旺、柳怀祖，他们都是当年电子对撞机建设以及二期改造的亲历者，其中好几位还曾担任过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所长，还有风华正茂的现任所长王贻芳等诸位。大家从不同的角度回忆当年，几乎都说道：“有一个人的功劳不能忘记，那就是李政道。”还感叹道：“李先生这个人啊，为了中国的科学，不惜力。”
一个很家常的说法，不惜力！大家有目共睹，李政道先生为了中华大家庭，把自己当成了该尽责任的孝子，殚精竭虑。
上海出生的少年李政道，经历了战乱流浪，先后在浙江大学、西南联大求学，1946年7月从上海坐船赴美国芝加哥大学，师从物理学大师费米教授。去时他还未满20岁，只是一个满怀求知渴望的年轻人，回来却已是誉满全球、世界顶尖的科学家。
1972年9月，他带着妻子秦惠君回到中国，先是在上海参观了一些地方，看着看着，李先生皱起了眉头。他与夫人又来到北京，京城一批科学家听说他要来，早就望眼欲穿，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张文裕、朱光亚、何祚庥等纷纷前来拜望。李先生与他们彻夜交谈，他谈到他的忧虑，说他察觉到中国关于基础科学研究和培养年轻科学人才方面存在很大不足，与国际相比已经形成断层，他要把这些问题提出来。
是啊！张文裕他们迫不及待地说，此前，他们刚刚以18名科技工作者的名义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信，建议要尽快建造高能加速器，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让他们惊喜万分的是，周总理竟很快回了信，批复道：“这件事再也不能延迟了。”
李政道听了这一切，感慨万千，他与国内的这些科学家一拍即合，同时意识到对祖国的一份责任历史性地落在了自己的肩上，他毫不犹豫地说，我支持你们。
张文裕兴奋地告诉他，周总理还让他们来向他请教。李政道当即表示回到美国后，要请一批高能加速器的专家帮助，还要给国内的科学家创造出国交流的机会。从此，李政道与祖国有了密切来往。夫人秦惠君最能察觉出他的变化，丈夫除了一如既往的认真教学和研究工作之外，还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来为中国的科技教育事业奔忙。
他出了各种主意，拿出一系列详尽的方案，一次次找时间亲自回到国内，只要有机会见到中国领导人，他都会诚恳地提出一些建议。
有一位叫伯恩斯坦的科学家写过一篇《宇称问题侧记》，开篇便说道：“自从第一颗原子弹的巨响震动人寰以后，物理学在人们的心目中就变了样子。物理学作为几乎是纯科学由学者们在大学和研究所里进行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很可能永远也不会再返回。”
伯恩斯坦的预言在日后不断得到了应验。他写这篇文章与李政道有关，李政道当然更为真切地懂得这一切，国际科学界的科研水平日新月异地发展，中国的科研也需要快步向前。
他每次回国都会给国内的同行们带去一些宝贵的资料，第一次回来时特地在美国买了一台最新技术的计算器和两块集成电路，甚至动员妻子将岳父秦梦九遗留下的22件珍贵文物全都捐赠给了国家，其中那座辽代花鱼瓶精美绝伦，为稀世珍宝。
只要祖国需要，他愿意尽其所能，倾其所有，他经历了人们的肯定和有些人的质疑，幸运的是他迎来了中国科学的春天。改革开放带动了科学大踏步前进的步伐，1984年10月7日，BEPC工程破土动工，邓小平来到高能所参加奠基典礼，他弯下腰为奠基石铲了第一锨土，然后说：“我相信这件事不会错。”
根据中美两国在高能物理研究领域合作的协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派出几百人次的科技人员赴美学习考察，并邀请美国专家来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现场解决设计和研制中的问题，派人长驻美国采购所需器材，李政道在其中穿针引线，铺路搭桥，成为最忙碌的人。
他平时为人谦和，彬彬有礼，工作起来却一丝不苟，对既定目标更是坚定执着。他凭着一片赤子之心，给祖国的科技教育发展提出了一个个金点子。他发起组织美国主要大学在中国联合招收物理学研究生，因他最早的提议，中国才有了博士后制度，建立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国高等科技中心等，这些重大的举措帮助21世纪的中国造就了大批人才。
在上海交大李政道图书馆内，我惊讶地看到有关李先生的好几万封书信，那些不同颜色不同大小的信笺上，流淌着李先生的笔迹，那是当年他给世界各国一流大学的校长、教授所写的一封封推荐信，密密麻麻，情深意切，他以自己的信誉为中国的学子们打开了一扇扇通往世界的大门。
许多年里，他像一位亲切的长辈关心着中国留学生的成长。在国外，他不仅亲自带学生、传知识，学生之中有人生病、遇到切实的困难，他还会挤出时间亲自过问，帮忙解决。留学生们都叫他“总家长”。
多年之后，中国有了一批批“海归”，他们活跃在中国科技、教育、政治、经济各个不同领域里，成为不可或缺的领导或骨干，真好比是红了樱桃，绿了芭蕉，一派桃李芬芳啊！
李先生酷爱艺术，他第一次回国时，身边就携带着一份想要会晤的国内艺术家名单，如吴作人、黄胄、吴冠中、李可染等，后来在他提议创办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开展的一系列活动中，他常常把艺术家请进来，给不同的会议创作“主题画”。
他会向艺术家们介绍他对科学与艺术的理解，介绍某一个科学主题的含义，然后请他们放开想象的翅膀创作。
1985年，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召开《场、弦和量子引力》国际学术研讨会，李政道邀请到著名画家李可染，之后画出了一幅《核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画的是两头壮实的公牛肌肉紧绷，拼出了所有力气，低头对撞。曾经画遍层林尽染，漫山红遍，无限风光尽收眼底的李可染先生在画完这幅双牛对撞之后，却是气喘吁吁，连说太累了。他是在牛的对撞之间，感受到巨大而又猛烈的风驰电掣般的千钧之力。这画作，一时传为佳话。
这样的把科学与艺术结合起来的故事很多，因为李政道本人就是一位将科学与艺术完美融于一身的科学家。
在采访方守贤院士时，他拿出一些珍藏多年的贺年卡，这些卡片图案精美，其上有盛开的花朵，亭亭的绿树，丹麦式的小屋，还有十二生肖，那都是李政道先生亲手所绘。后来听王贻芳先生说，每年春节将至，李先生都会以这种方式给朋友们送上一份份祝福。在上海交大李政道图书馆里，我还见到了李先生更多的画作，它们色彩斑斓，饱含深意，却又带着岁月抹不去的纯真和新颖。
“细推物理日复日，疑难得解乐上乐。”李政道将物理科学的探究作为人生最大的追求，而且，他为中国的物理研究贡献了力量。
当年，人们对中国建造对撞机曾一度充满疑惑，因为技术难度极大，许多方面在国内都是空白。有人比喻说好比站在铁路月台上，想要跳上一辆疾驰而来的特快车，跳上去了就飞驰向前，而如果没有抓住，便会摔得粉身碎骨。但结果是，1988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创造了一个奇迹，不仅在短短4年间建成并投入使用，而且又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最好效果，得到国际科学界普遍的认同和赞扬，被称作是中国继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之后所取得的又一伟大科研成果。
1988年金秋，邓小平一行来到北京西郊，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正在运行的正负电子对撞机，然后来到一座大厅里，接见了几百位参加BEPC的建设者和出席中美高能物理领域第八次合作会议的代表。在听取了关于对撞机建设情况的汇报后，老人啜了一口茶，面带微笑地说：“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他转过头来，朝所有人粲然一笑。
李政道先生也是粲然一笑。
虽然我从未见过这位科学伟人，但对他灿烂的笑容却并不陌生，许多地方都能见到李先生那张开怀大笑的照片，阳光般透彻明亮，让人感受到力量和温暖。
今年11月将迎来李政道先生九十诞辰，这样的日子，不能不让人表达对科学及科学家们由衷的敬意。
本文引自《人民日报》（2016年11月10日2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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