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举办“纪念周恩来总理批示40周年座谈会”。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詹文龙，原国家人事部部长赵东宛、原航空航天部部长林宗棠、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副主任郭树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周成奎，中科院基础局副局长黄敏、人教局原局长何龙、高技术局原局长张厚英、办公厅原副主任柳怀祖，高能所历任所长叶铭汉、方守贤、郑志鹏、陈和生、王贻芳，高能所谢家麟、张宗烨、冼鼎昌、李惕碚、陈森玉、柴之芳院士，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何祚庥院士，以及高能所有关领导、专家、研究生等100余人齐聚所报告厅，畅谈高能所近40年来在中央领导的关心支持和全所员工的共同努力下的发展历程。会议由高能所党委书记王焕玉主持。
1972年8月，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原副所长张文裕（高能所建成后任首任所长）等致信周恩来总理，提出发展高能物理不能仅靠宇宙线，而必须建造高能加速器，建议建立我国自己的粒子物理实验基地。
1972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回信，对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工作作出指示，信中指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一。”
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像春雨一样孕育了高能所的成长。1973年2月1日，根据周恩来总理批示，“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原子能研究所一部的基础上正式成立。
座谈会上，王贻芳首先作了题为《纪念周恩来总理一九七二年九月十一日关于高能物理发展的批示四十周年》的报告，回顾了高能所自建所以来取得的重大成就。
詹文龙在座谈会上讲话。他指出，周恩来总理40年前关于高能物理发展的批示，对当时的年轻人选择高能物理事业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正是因为有了周总理的批示，才有了我国高能物理事业的巨大发展。不仅是高能所，中科院从事基础研究的近代物理研究所、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等，都因周总理的这一批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强调，当今的年轻人面临一个更好的机遇，今年7月召开的国家科技创新大会，提出我国要力争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原创性成果，这对基础研究工作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一个明确的指导；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把我国的高能物理研究推向更高水平。
高能所原副所长徐绍旺和方守贤分别以《回望四十载》、《纪念周总理题词40周年》为题，详细介绍了科学家们给周恩来总理写信的过程，以及周总理批示后各方人士为高能所建立和发展所做的努力。
方守贤认为，今天纪念周总理的重要批示意义特别重大。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的建成实现了周总理的遗愿，是党和政府、特别是周总理、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的决策和一贯支持的结果。中国高能物理的持续发展需要国家的支持，但更需要符合国情的正确的发展战略，更需要高能所全体同志发扬BEPC的优良传统，继续奋斗。
何祚庥在发言中表示，纪念周总理的重要批示，首先应该了解批示的时代背景。1972年是“四人帮”最为猖獗的时候，当时大多数人都认为基础研究不重要，可以设想，周总理要顶着多大压力，以多大魄力来批示这报告。
高能所学术委员会原主任杜东生谈到，40年前，一大批人才集中到高能所，踏踏实实地进行基础研究，绝不放松，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今后十到二十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今天的年轻人面临更多难题和巨大机遇，希望能接过重担，建设运行好高能所的各项大科学工程项目。
作为高能所原常务副所长，张厚英回忆了高能所建所初期，全所上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情况。他特别指出，在高能所建立的过程中，工人和科学家一样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当时从国外进口不来的零部件，都是所工厂的师傅们自己摸索加工、安装的。
李惕碚也是高能所成立初期入所的，他谈到，高能所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最终抓住机遇，在国际竞争中作出原创性成果，和全所几十年的努力密不可分。这得益于科研队伍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学风建设等方面的持续积累。今天的科技人员要学习长辈的使命感、奋斗精神和团队精神，将高能所建成中国基础科学和高能研究的“航空母舰”团队，不断为国家作出贡献。
叶铭汉回忆，大家当时的信念是不怕困难、埋头苦干，大家就是赶工作，评职称、发文章、得不得奖都不考虑。这种良好的风气一定要发扬下去。他还谈到中美高能物理合作的意义，表示应牢记国际友人的大力支持。
陈和生指出，学习周恩来总理批示不能就事论事，周总理在1972年和“四人帮”艰苦斗争的环境下作出这一批示，对中国科学教育事业乃至当前的科学技术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实现高能物理的持续发展，需要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实现一次又一次飞跃。
王贻芳最后表示，本次座谈会是一次非常深刻的教育。现在的年轻人身上肩负着更重的担子，必须在老一代科学家奠定的基础设施、管理制度、良好学风的基础上，学习继承前辈们艰苦奋斗、不计名利、献身科学的精神，不懈努力，不负期望，把中国的高能物理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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